这两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引起了观众对晋商的浓厚兴趣。在中国民族商业发展史上，“晋商”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沉甸甸的名字，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就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而在晋商中，乔致庸是最著名的一位。

乔致庸(18l8—1907)，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四代人。人称“亮财主”，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淳厚好学，本欲以仕进光大门庭，刚考中秀才。兄长亦故。遂不得不放弃举子业而承袭祖遗商业资产，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一般。由于他关于计谋，在他执掌农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在他的经营之下，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子，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他还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乔致庸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