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6月5日D14版，作者：沈彬，原题：《局长顾准》

1952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顾准的文章《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的猖狂进攻》。文章在严厉斥责了上海资本家设置假账、营业额不入账、抽调资金，化名行商等偷逃税的手法之后，把矛头从资本家个体上升为阶级。文章最后要求：“勇敢坚决投入目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猖狂进攻，这是目前全上海店员职工和全市广大人民的斗争任务。”

文章声色俱厉、上纲上线。作者居然是顾准。没错，就是那个顾准!

从文章的背景看，上一年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核心的“三反”运动，当年1月毛主席又指示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五反”运动，而顾准的这篇文章，无疑是那场“五反”运动的集结号声。

戏剧性的是，在文章发表11天之后，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时任上海市第三书记的刘长胜代表上海市委宣布：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纪律，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至此，顾准的局长生涯结束，开始了在思想上的独立探索。也正是顾准局长消失之后，顾准才逐步变为那个为人所熟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如果认定学者顾准作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作为反思激进革命的先行者，就进而反推出1950年代初的顾准局长，是多么具有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依法行政的理念，那是自欺欺人。

“局长顾准”与“学者顾准”本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们之间是相互反对的。学者顾准已经用自己的那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向极“左”的“局长顾准”告别，后来者没必要再坚持局长顾准与学者顾准之间的“统一”，为贤者讳。

当年，这位30岁出头、掌握了上海经济运脉的红色官员，在作为“顾准局长”的近三年时间里究竟做了什么?不妨先看一下财经作家吴晓波为他列出的成绩单：

第一是重建征税制度。顾准实施“轻税重罚”；允许私营企业按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受到实业界和会计界的欢迎。

第二，在中财委的统一指导下，重构了上海的产供销体系。

第三，顾准用地价税赶走了外资公司。“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和平饭店、锦江饭店等房产的外国主人就是这样被赶出中国的。

关于顾局长以运输、棉花等原材料供应为抓手，实现了公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地位”，以致此后私营工商业不得不就范；以及顾局长用地价税逼走外资的事，这里不展开讨论，下面主要谈顾准局长的税政。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税收成为工作重点。当时中央领导在第一届全国税务会议上强调“完成税收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否则就是丢毛主席的脸，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全力以赴。中央财委指示上海在1950年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来征集一大笔现金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当时，上海刚刚解放，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二六”大轰炸，工商业凋敝，纳税困难。

顾准局长首先是扩大了征税范围，宣布凡有营业就必须纳营业税，废除营业税的起征点，并实施“区级税务专管制度”，把征税触角直接下达了基层里弄，使小商小贩也难逃纳税。其次是扩大了营业额的计算范围，凡是财产孳息收入，都纳入税基；税率提高了30%~100%，每日滞纳罚金提高到3%。做个对比，中国现行的滞纳金比例仅为每日万分之五，即使考虑到当时畸高的通货膨胀率，3%的日滞纳金比例依然是可怕的，迟交一个月税款就要翻倍。如果结合顾局长的“从严解释税法”以及“特约查账员”制度，将公债征募和逃税处罚结合进行，尤其对逃税课以重罚，甚至报账不实就罚款，有的在税则中原未明确规定要缴税的，忽然查账时说要缴了，以致滞纳金不胜负担，甚至导致商家破产。

用顾局长自己的话说是“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这引发了工商业的强力反弹，纷纷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提出抗议，甚至还给顾准写匿名恐吓信。上海棉纱公会副主席刘靖基说，税务调查员态度错误，以为工商界个个“作奸犯法”，他们是来捉贼捉盗的，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对立。一般民众认为税务局目前的措施，只有八个字：“于情不合，于法无据”。

底下就涉及对顾准局长政策的评价了。颇有一些作者通过对其政策内容的“剪贴”，给人以顾准是一以贯之的自由派，因为“右”而落马的印象：顾准抵制了“民主评议”制，主张依账征税；他雇佣会计师作为税务局的“特殊查账员”，被认为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权；他根据通货膨胀的现实情况，重估企业的账面资本，导致企业适用较轻的所得税率。

这三项政策的核心还是顾局长杯葛了当时中央提倡的“天津模式”——民主评议制，即由政府规定税款总额，而由商人自己民主讨论，按其资金、营业赢利状况评定等级，按级计分，分摊税款。商人间互相了解，通过民主评议的形式，商人就很难隐瞒收入。

但作为会计专家的顾准局长，有着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主张“自报实交，轻税重罚”。他聘用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二十位会计师作为“特约查账员”，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还结合了专户专管、店员协税、高滞纳金等手段，威力强大，效果显著。据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的22%。顾准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介绍“专管”时，用了“在大房子里找针”的比喻，黄炎培直呼“太厉害”了。

如果认为这种手段，相对“民主评议”更接近依法征税的法治精神，那只是一种错觉。顾准之所以反对“民主评议”，是因为这种税收方法“绝不使税收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限制反限制的斗争的武器”；而且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应用民主评议方法时，征税权实际上操在资产阶级手中，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我的确抵制了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的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错误”。顾准局长反对“民主评议”征税，只是觉得那是“右倾”。

至于重估企业的账面资本，是由于当时数年的通货膨胀，工厂原始投入的账面价值，相对于后期营业收入比例畸低，要适用高阶的累进税率；重估之后可适用较低的税率，这被认为“开了合法逃税的门路”。1969年，顾准自述称，“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说白了，那只是作为会计专家的顾准局长，进行了一个必要的会计政策调整。

这些对顾准局长的误读，在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模糊了顾准局长的真面目。比如易中天先生在《走进顾准》中，将顾准局长做的这个会计调整，与他讽刺挖苦“反右斗争”并列，作为他的一项历史功绩，这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顾准局长落马，不是因为“右”了，而是因为“左”了。在顾准被撤职后第三天，1952年3月3日，当时在上海负责指导“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在顾准被撤职后一个星期，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市政协的报告中，也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他在执行政策时“过左”。顾曾经的上级竺可桢，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记中，对顾准的介绍是“解放时曾任上海财政部部长，计委副主任，税务司司长。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详见蒋贤斌先生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的原因分析》)

与顾准后半生联系紧密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曾说：“他被打成‘大老虎’之前，他的思想一直是很左的。”

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公认的精神偶像，在一场被公认“过左”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落马，居然是因为他“左”了。其实，由极“左”而反思，这是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学者顾准已然否定了局长顾准，后人就不必坚持顾准局长就是那个拆下肋骨做火把的传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