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25日，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被绑架!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绑匪要的是钱，荣家要的是人，警方要的则是面子，三方角力，荣德生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因财得祸 荣家老大被绑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荣家巨大的财富惹人眼红。作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荣德生身上。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当时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暗中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立即冲往前去，挡住去路。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赶紧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德生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这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三方角力 案情错综复杂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会危害荣德生生命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因此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绑匪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只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荣德生说如此之巨的欠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说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分钱没捞到，反而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荣家和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决定降低赎金。

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收到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立即溜之乎也。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警方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所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警方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反法律，因此这25万美元没收!荣家这下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警方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将款退回。

　　■花钱消灾 绑案尘埃落定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

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警察发现。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士气一片低落，个个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绑匪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原与骆文庆熟识，又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不避嫌疑，作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想搞清到底有没有警察埋伏。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过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警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件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验钞后，吴志刚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

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荣德生被送至女婿唐熊源家。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将詹荣培送到他手上的50万美元私自扣下10万，然后去跟绑匪头子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40万。袁崇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就要火拼，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把40万美元分成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他们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做好约定，却有绑匪未能遵守。破绽出在黄锦堂身上。南京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阔绰得很，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六神无主、浑身颤抖，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

案子虽破，荣家付出的50万美元却只收回20万，其它大多落入军警方面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