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期杂志还在印刷时，张爱玲在路上偶遇《语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告诉了她此事。

　　张爱玲等不及杂志付印，立即跟钱主编去印刷厂看了清样。看后“万感交集”，特地写了一大段话作为该文的“附记”，称“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

　　张爱玲平生不大“尊师”，直接对老师进行正面评价的，唯此一例。

　　可惜，这位仁厚的汪宏声老师，后来竟不知所终。

　　另一件事，是柯灵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主动施予援救。

　　柯灵被捕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日本宪兵队发现柯灵接办之后的《万象》上，经常以曲折、暗示的方式，揭露日军在各地的暴行。比如，其中一个游记栏目叫“屐痕处处”，这个“屐”，就是日本人爱穿的木拖鞋，暗喻日军铁蹄到处践踏。

　　宪兵队先是在1944年6月把柯灵抓进去了一个星期，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放了；后来到1945年6月又抓了一次，并迫使《万象》停刊。

　　当柯灵第二次被捕时，张爱玲闻知，觉得不能坐视，带着胡兰成一同去柯灵家询问了情况；而后，又由胡兰成出面，去向日本宪兵队打招呼，要他们能释放则释放。

　　柯灵脱险后，回到家中，见到张爱玲留下的字条，知道是她来问过了此事，不禁感动异常，立即用文言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短笺，寄给张爱玲。柯灵后来回忆，这个短笺“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见《遥寄张爱玲》。

　　这事有胡兰成参与，柯灵却一直不知道，直到40年后，柯灵在读《今生今世》时，看到有这一节，才恍然大悟，一时竟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在《小团圆》里，关于这件事的叙述，则与我们已知的相距甚远。《小团圆》里，也有一段胡兰成从宪兵队里救出一位编辑荀桦的情节，可是荀桦被释放后，是曾经三次到过张爱玲家登门道谢的。对这个人物的言行，也描写得比较不堪。

　　因此这个“荀桦”的原型究竟是谁，有待考证。

　　在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里，有个很别致的结尾：“……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笔者注：甜玉米秸秆。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她在1943年底写的这段话，写尽了属于她的1944年——

　　绚烂恣肆，不守常规，飞扬高张，惊世骇俗！

　　她一点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力正在衰退；更没意识到，胡兰成介入她的生活，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到了1944年底，正合着中国一句“盛极而衰”的老话，张爱玲万没料到的转折发生了。

　　她很快就再也不能这样痛快地“撒手”了！

　　1944年底，汪精卫因枪伤复发不治，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南京伪政府一片哀鸣。大小汉奸们都知道，路已经走不多远了。

　　不甘寂寞的胡兰成，在池田的斡旋下，于当年11月前往武汉，接手主持《大楚报》。同时还带去了三个人，一个沈启无，任副社长；一个关永吉，为总编辑；一个潘龙潜，为编撰主任。

　　这次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新闻事业，而是打算在日军势力扶植下，成立一个有别于南京伪政府的傀儡政权“大楚国”，再办一个军政学校，以备在将来时局变化时，占一个山头，捞一笔政治资本。

　　据《小团圆》中透露出来的细节，胡兰成这次去武汉之前，提了一个大手提箱，放到了张爱玲住处，里面是满满一箱子钱。

　　起初爱玲只当是办报的经费，没有在意，可是胡兰成并没有带走，爱玲这才领悟到，这是胡兰成为她筹集的钱。

　　爱玲把箱子拿去给姑姑看：“胡兰成拿来给我还母亲的钱。”

　　姑姑只是笑道：“他倒是会弄钱。”

　　这个细节，解开了无数张迷心中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后来张爱玲决定和胡兰成分手了，却还是照常给他寄钱。

　　张爱玲不想欠胡兰成的这个情！

　　胡兰成在风雨飘摇中到了武汉。

　　大楚报的社址在汉口，而胡兰成一行四人，则由汪伪汉阳县县长张人骏安排在县立医院暂住。汉阳医院与大楚报社之间，隔着一条汉水，胡兰成每天须过江去上班。

　　新婚还不到一年，夫妻就两地分居，张爱玲自然不免寞落。不过她这一时期忙于《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倒也冲淡了思念。

　　这出戏，在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甚为挂心，几乎天天到场，旁观导演选演员。

　　排练的动静之大，闹得苏青也向她打听选角内幕。当苏青听说白流苏由名角罗兰饰演时，长舒一口气道：“这最合适不过了。”

　　张爱玲第一次去看罗兰排戏，见她一身蓝旗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脸颊、幽咽的眼睛，说起话来如风振箫，不由大起惊动，认为这活脱脱就是真的流苏。张爱玲甚至想：如果早些看到罗兰，也许小说还可以写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