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健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文革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