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胡兰成起初还是小心翼翼的,每次来都问:“打搅了你写东西吧?”
他看见爱玲吃住都在这间房里,太过简朴,就笑:“你还是过的学生生活。”
由此两人扯到了生活贫富的问题,爱玲申明:“我不觉得穷是正常的。家里穷,可以连吃只水果都成了道德问题。”
胡兰成叹道:“你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他说起年轻时,爱过一位同乡的“四小姐”,她要去日本留学,本来可以一块儿去,可是……胡兰成一笑:“要四百块钱——就是没有。”
几天来,胡兰成不光是跟她讲生平的小事,也讲理论。不过,爱玲觉得他的理论往往会有“愿望性质的思想”,一厢情愿地把事实归纳到一个框框里;对中国农村也有太多的理想化,不过是怀旧而已。所以爱玲也不大注意听。
每天晚上胡兰成走后,爱玲都“累的发抖,整个人淘虚了一样”,坐在姑姑房间里俯身向着小电炉,抱着胳膊望着红红的火。
姑姑也不大说话,像大祸临头一样。
胡兰成的造访,姑侄俩其实都各有尴尬。爱玲一向是不留朋友吃饭的,因为做饭要姑姑动手。可是胡兰成来,一坐就坐到晚上七八点钟,不留吃晚饭,也成了一件窘事。
再加上面对姑姑的窘,两面夹攻,简直让爱玲承受不了。她很想秘密出门旅行一次,稍作缓解。可是时局不靖,日本兵到处发威,可不是旅行的好时候,再说也没有这笔闲钱。
有天晚上胡兰成走,爱玲站起来送他出去。胡兰成灭掉了烟蒂,双手按在爱玲的手臂上笑道:“眼镜拿掉它好不好?“
爱玲会意,笑着摘下眼镜。胡兰成吻了她,她感觉到他的胳膊有一阵强烈的痉挛向下流去,也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
爱玲想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小团圆》里的这句话,和《色?戒》里王佳芝在关键时刻的那句话一字不差。
第二天,胡兰成在外面有饭局,吃过了晚饭才来,爱玲给他端茶的时候闻见有酒气。
谈了一会儿,胡兰成就坐到了爱玲身边来,直通通地问:“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昏黄的灯下,爱玲靠在沙发背上,转过头微笑地望着他:“你喝醉了。”
“我醉了也只有觉得好的东西更好,憎恶的东西更憎恶。”他抓过爱玲的手,看了看两个手掌心的纹路,笑道:“这样无聊,看起手相来了。”而后,又说了一遍,“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爱玲问:“你太太呢?”
胡兰成不假思索就答:“我可以离婚。”
爱玲想,那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于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不想结婚,也是因为时局不靖,谁说得清楚战后会怎样?胡兰成也明白,微笑着没有做声。
话题又说到了张爱玲的名字,胡兰成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着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
临走,胡兰成把爱玲拦在门边,一只胳膊撑在门上,喜滋滋地久久望着爱玲。
他的脸,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
爱玲不去看他。
他终于只说了一句:“你眉毛很高。”
胡兰成走后,爱玲对姑姑说了他求婚的事——关起门来单独相对了那么长时间,总要对姑姑有个交代。
姑姑说:“当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
爱玲说:“我知道。”
第二天,胡兰成破例没来。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连姑姑也发觉了:“有好些天没来了。”这正是早春时节,马路上两行洋梧桐树抽出了新叶,每一棵都像高举着一盏绿点子的碗。爱玲独自在这路上走着,心情非常轻快。这件事,该就这么圆满结束了吧?
——不过,也有点怅惘。
张爱玲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她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谁不喜欢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呢?”
《小团圆》里说得就更明白:“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
张爱玲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无数她的传记作者,都不吝笔墨,渲染了两人的这段“执手”之爱。
——其实,这只是胡兰成司空见惯的一段风流史。
很多传记作者,也都为张爱玲做了辩护,大概都是说:乱世里,谁还能顾忌那么多呢?
——不对,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张爱玲个性特异,看人一贯将情趣与气质放在首位,对胡兰成的污浊背景竟然毫不以为意。这是错其一。
她自小与父亲不睦,又受五四之后青年们普遍的“弑父”思想影响,有叛逆倾向。而这叛逆恰恰又针对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张的,她都充耳不闻。因此,在对胡兰成的认识上,远不如姑姑那样警觉。这是错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里讥讽过的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的舅舅,在看待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问题上,也曾忧心忡忡:“小煐怎么会和胡兰成在一起呢?”
张爱玲不问政治,但日后政治却要来问她。
如果没有这场恋爱,那么张爱玲无论怎样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兰成有了关联,她就必须接受舆论最严厉的评判。
她的成功与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与整个现实对抗,那就只有身败名裂。
可惜张爱玲在意气风发之际,毫不理会这一点。
她不相信谁还能把她击败!
苦酒就是这样在最甜蜜时酿成。她的“倾城之恋”,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