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求职心切，便写了篇《〈古今〉的印象》，拍了陈公博“市长”一马屁，发表在1943年3月的《古今》上。陈公博看了，心中自然有数。

　　陈公博后来听说苏青竟为职业而烦恼，就亲自写信给苏青，请她做自己的秘书，或者到“市政府”来做科室的专员。

　　苏青接到信后，担心陈公博对她别有企图，就不想做秘书，而选择了做专员，被安排在伪市府秘书处做事。这下，饭碗是有了，但代价是沾上了汉奸的嫌疑。

　　不过这段“伪公务员”的生涯仅有3个月，苏青便因撰文批评了“衙门作风”，而被迫辞职。

　　那时苏青已与丈夫分居，做了离家出走的“娜拉”，借住在平襟亚的家里。陈公博得知后，心有所念，给了她8万元作租赁房屋之用，让她有了安身之所。

　　闲下来的苏青不甘寂寞，想自办杂志《天地》，便去请求陈公博支持。陈公博给了她5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买50令白报纸，所谓“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当是指此。

　　1943年10月，《天地》月刊创刊，“天地出版社”也同时挂牌开张，苏青自兼老板、编辑和发行，一个人拳打脚踢。后来陈公博、周佛海及其妻子杨淑慧、儿子周幼海，均有作品在《天地》上发表。

　　她与陈公博、周佛海、胡兰成的关系都很不错。她甚至可以自由出入陈公博的官邸，陈公博也偶尔找她诉一诉“文人从政”之苦，不过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

　　她之“落水”，起初仅仅是为了生存，与伪酋的关系也仅止于私交，而没有资敌通敌的叛国行为，因此战后“国民政府”并未追究她，但说她背景复杂，应是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人，向张爱玲走来，张爱玲未来的命运，便逃无可逃了！

　　1943年秋，苏青的《天地》开张，地址就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她的发刊词，写得口气甚大：“天地之大，固无物不可谈者，只要你谈得有味道。”旗下作者也是她用心网罗的，从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到刚露头角的施济美，都一网打尽。

　　张爱玲，当然也跑不出她的视线。苏青把张爱玲作为《天地》的头牌作家全力追捧，她给张爱玲的约稿信，总是一上来就说：“叨在同性看在都是女流的面上、敬请帮忙之意。……”看得张爱玲要笑。

　　在《天地》创刊号上，张爱玲只发表了一篇散文《论语言不通》。其后，大概彼此都发现气味相投，很快便结为至交。

　　其后，张爱玲又应苏青之邀，写了一篇小说《封锁》，发在《天地》第2期上。

　　这个短篇，当是张爱玲的人生大转折点——它引起了胡兰成的注意，继之，给张爱玲带来了半生的不安宁！

　　《封锁》是个很精致的小说，张爱玲写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景中，一对在电车上萍水相逢的男女，所做的一场虚假的艳遇之梦。

　　喜欢它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它的现代性、人性化，或者心理刻画的功夫等等。

　　谈这个小说，首先要解题，也就是什么是“封锁”？

　　这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一个专用术语。在沦陷后的上海，只要在什么地方发现有地下抗日人员的行踪，日军就会封锁该区域，少则个把小时，多则十几天。

　　具体办法是将有关街区用绳子圈住，各保甲当时都有“自警团”，成员为该街区18～30岁男子，由这些人担任岗哨，禁止行人进出，而后日军或伪警察开进，挨家挨户搜查。抓到抗日分子之后，才可解除封锁。

　　张爱玲在《封锁》中的描写，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小说里讲，当封锁开始了一小会儿之后，“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每当街上有封锁发生，就预示着将有地下抗日分子被逮捕。

　　这种“封锁”，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而且对有爱国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大大的梦魇。

　　但是，这种压抑和恐怖的气氛，在《封锁》里根本看不到。我相信，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把这个小说的背景，当成了时下的“堵车”来体会——那不过是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无奈。

　　她写得很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也就是说，都市里对现状不满的人，在一个偶然机会里宣泄了一下。

　　可是，在生与死、善与恶搏杀的背景下，精雕细刻，写出这样的一场旖梦来，不是太冷血了么！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正义人士对张爱玲的窜红，会有何等的不安或抵触。

　　苏青对“后起之秀”张爱玲高看一眼，张爱玲对苏青也就极有好感，后来又陆续把一批作品给了苏青。

　　自《封锁》起，每期《天地》都有张爱玲的作品发出来，先后有《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道路以目》、《谈跳舞》等，这里面，有不少是张爱玲的重头散文。

　　不过，平心而论，苏青对张爱玲并非仅有利用，她原本是不大喜欢和“同性”交往的，嫌女性太琐碎；但对张爱玲，却是实心笃意地好。

　　两个人算是惺惺相惜吧——都是靠自己的一支笔打拼出来的女人。

　　在《传奇》出版后的茶会上，苏青大约是怕“言语不通”，郑重其事地写了评语，请吴江枫向众人念出来，其中道：“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

　　张爱玲自然是投桃报李，除了给文章，还经常为《天地》手绘插图，并亲自为《天地》设计了新封面，背景是青空，有轻云数朵，下为一女子脸庞，神情似熟睡亦似冥想，大有以天地为衾被之意。

　　后来张爱玲索性写了一篇《我看苏青》，大大地抬举了好友苏青一番。

　　她说：“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代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这段话说得比较狂，而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张爱玲要的就是超越前代！

　　这篇《我看苏青》，篇幅非常之长，活画出了一个张爱玲心目中的苏青——“乱世佳人”。

　　张爱玲是个内向抑郁的人，她需要有像苏青这样性格粗糙一些的朋友。

　　这篇写苏青的文章，比较著名的一段文字是在结尾，写一次苏青离开张爱玲的公寓之后，张爱玲自己的心情：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5月，离日本投降不到三个月。“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张爱玲有这个预感。

　　苏青却一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