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侨生们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仅能识字；本埠学生则大多在修道院的书院里受过教育。

　　张爱玲在这里，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为了省钱，她不敢参加社交活动，结果连跳舞都没学会——因为跳舞要额外置办衣裙，她舍不得。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阔得不得了，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了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

　　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被迫出走，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那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