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强奸。可又不懂强奸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阿拉伯裔的锡兰人，伊斯兰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5美元买下来。

　　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可在这方面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构思上确有奇思。

　　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张爱玲都是与炎樱做伴。

　　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了。爱玲有一种被遗弃感，倒在床上哭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