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记得了，”刘荃微笑着说。

　　警察突然开口向刘荃说：“喂，得走了！时候已经过了。”

　　但是黄绢紧紧地抱住他，她的眼泪流了一脸，她疯狂吻着他的眼睛和嘴。她又像一个石像苦痛地挣扎着要活过来，一个冰冷的石像在凄迷的烟雨中。“刘荃！”她哽咽着说：“刘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她从前不是不许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她认为这话是不祥的，彷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刘荃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那里呆住了。她这是太明显地表示他们从此永别了。

　　“走走！”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彷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迭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鎗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彷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