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