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