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具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着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