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问自己，中国曾产生过像康德这样的思想吗？答案显然没有，而且中国不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康德，当他谈到“物”本身的那一霎那会讥笑自己：他的理性——他可能有一种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觉的——会告诉他是可笑的。一切知识，在康德看来，是从知识得来：是好的。一切理解是被一种先天的心的规律所决定：是好的。一个盲人可能藉他的手指的触觉，感觉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组织是不同而得到关于梨及香蕉的知识。不错，但中国哲学家会觉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质是与触觉上的不同相一致的。这种知识不是“真”的吗？为什么你要知道香蕉的本身和梨子的本身呢？假定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结构不同，且被赋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会用一种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觉香蕉皮与梨皮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仍是与香蕉本身及梨本身的不同符合一致吗？然而我们谈到以香蕉及梨子的本身来代替对梨子皮的坚韧和香蕉皮的软滑的直接感觉与经验的了解，有什么好处？梨皮的坚韧及香蕉皮的软滑，就足以告诉人它自己是什么，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耳朵对于不同的声波，眼睛对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样。这是“知识”的自然的方式，这般微妙地发展，使一只鹿用他的嗅觉、听觉或视觉能老远就知道有一只老虎走来。这些感觉必需正确，且必须和真实环境相符合，所以必须是“真”的，否则那只鹿便不能够生存。我们要记得，例如，外面世界变迁的画面，一辆在二百码以外的汽车对着一个人的方向驶来或驶去，记录在面积不过半寸的视网膜的影像之内，因此这辆汽车的影像的本身大约只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这万分之一英寸的细微的活动，直接记录下来且常常不会有差错，为什么康德却要谈到那辆车的本身呢？西方的哲学家会立刻回答，“中国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说的是什么。”中国人则反唇相讥，“我当然不懂。”“现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吗？”这样，东方与西方一定各自耸耸肩膀走开。

　　我也曾问我自己，中国曾否产生过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呢？答案显然是没有。中国也不可能产生。中国不讲究分析的能力、观念的及系统化逻辑的检测；对思想的途径及知识范围的差异也没有客观的兴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推理的方式是现代的，而中国的推理方式完全不同。中古学究型的推理及认识论的寻求毕竟以亚里士多德开始。一个中国人乐于倾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及诗学，……而对于他的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及生物学知识，虽然观念粗一点，但为他的渊博所惊及感动。平心静气地考察到，在物理学及生物学中，他对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观的解剖（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医生）是惊人的。中国人有限的视野逼使他把一切的鸡以科学分类为不是“硬的”，就是“软的”。至于它和别的鸟类，例如雉，珠鸡的可能关系，当作是没用的而丢开。孔子有一个学生子夏，他有一种收集事实报导的嗜好，且对《诗经》所提及的鸟类、虫类有兴趣，孔子对他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中国人事实上耽溺于对全体的直觉的了解，耶鲁大学教授诺斯拉普称之为“无差别的美学的连续”。诺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国人喜欢在第一个印象中估量事物，而以这样来保留对它们全体的较好的感觉。他们永远怀疑对不可分割的东西的分割，他们宁愿信赖直接的观感。孚来第尔用爱默生的语气对思想所说的话，道出中国哲学家的真相：“他的见解就在这里，事前未作准备的，无可争辩的，像航海家从云雾罩着的深海中露出来的信号。……他的风俗、作品、及思想，都是一个绝对的印象主义者。他永不会用一种明确的、逻辑的、或精心结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见，而是用自然且常是偶然发出的命令的方式。像‘内容的次序’、‘绪论’、‘转调’这种东西，对他并不存在。他开始想申述某个观点时，我们以为他是在有系统地编织它，从各方面来说明它，且为它巩固防线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击。谁知突然有外来的一张图画，或一个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触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环节中间，主题从此以后便旋转在一个新的轴心上。”

　　伟大的旅行便这样开始，最初我毫无感觉。我的心像任何大学毕业生一样装备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会掠过那些思想的大陆，且发见它们奇怪、乏味、空虚（孔子的话初听常似有点空虚）。我四十岁生日时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必须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的框架，阐释中国人的良心及直觉的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下测验。

　　因此我必须停下来，用分章描述在我终于接受基督教做为对人灵性问题的满意答复之前，我的沿途所见。我转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惊讶，且觉得难以相信我会放弃对现世及现实主义的接受，而去换取较为可疑、且较为形而上的基督教“信仰”。我以为我应详述中国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里他们已达到最高峰，并指出在那里他们答复不完满的地方，从而将我的演进和转变作清楚的说明。我也应该说清楚天堂与地狱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说，认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亲这样爱我，他将不会送我去地狱——不是五分钟，不是五天，而是永远的沦落在地狱里——这是一种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会觉得心安的判决。我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我之回到基督教，不如说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种直觉知识，由中国人最为擅长的“从深处发出的讯号”的感应。我也必须说明经过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不易轻易地改变一直崇信的道理。我曾在甜美、幽静的思想草原上漫游，看见过美丽的山头；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义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峰且看见它的崇伟；我曾瞥见过佛教的迷雾悬挂在可怕的空虚之上；而也只有在经过这些之后，我才降落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达云上有阳光的世界。

　　我将只讨论儒家，道家这两支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主流，及东方第三大灵性势力的佛教。在古代的中国哲学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还有诡辩家、法家、论理学家、墨家（墨翟的门徒）及杨朱派（为我而活），此外还有一些小流派。我甚至不想谈到墨家，因为这一派在主前三世纪及二世纪已经绝迹，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响。但墨翟及他的门徒，因为问答方法及论理学的发展而为人所注意。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一个可注意的以“上帝的父性”及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教义为基础的苦行及舍己为人的宗教。据说墨家是“清苦派”的，这是说他们为帮助别人，劳苦到只剩一把骨头。墨翟同时坚决地主张一神，他称自己为天，在中国，天是上帝的通称。

　　在后面论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认为要关心的是人的灵性问题，及这些可敬思想系统关于宇宙及人生哲学的见解。我最关心生命的理想及人类的品性。耶稣的教训是在一个独特的范畴里，独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阐述一些在其他宗教找不到的、人所公认的教训。但首先我想在这里说明白，我们不能只为方便地作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说基督教是“真”的，因此儒家是“假”的。我们不能因此而用简单的句子摒弃佛教为“拜偶像的邪教”。不能因此而说耶稣谈及爱，谦虚的教训是对的，而老子谈及爱的力量的教训是错的。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必须在作比较之前，先进入这三个思想系统及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甚至斯多噶学派及伊壁鸠鲁学派表面上是互相排挤，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它们其实是相近的。而对于中国各家的教训，由中国人自己看来，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国的怀疑论，而是中国人对于无论在哪里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领。伟大的中国人，像白居易（八世纪）及苏东坡（十一世纪），过的是儒家的生活，却写了渗透着道家见解的佛教诗。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因为儒家是“君子”与“好教养”、“有礼貌”的人的宗教，而这样便等于说一个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道家过份加强基督教主张的爱及温柔的教训，使许多人不敢接受。如果说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对于罪的承认及深深地关切人类受苦的事实，却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这种文化融合的最好实例，可在苏东坡给他的侍妾朝云的诗中找到。苏东坡——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及伟大的儒家学者，在六十岁的时候，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一○九四年自愿随他到戍所惠州。朝云当时已成为佛教徒，而苏写诗赞美她在对神（佛）的服事上，像一个维摩天女。在这些诗中有一首，苏东坡谈及她把从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专心致志于佛经及丹炉（道教）。当不死之药找到的时候，她将和他说再见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峡的神女和他结成生死姻缘（儒家）。这首诗之所以比其他的诗突出，就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奇妙的混合。佛教维摩天女的意象在诗中重现。按照佛教的传说，天女从天上散花，花瓣落在圣者的衣服及身上将会滑落，但却附着在那些仍有世间情欲的人身上。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次年夏天朝云死了，她在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念了一句佛偈，而按照她的意思，葬在一座佛寺的附近。那首苏东坡题在她墓旁白梅树上的词，是我所读过的最纤美的东西。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是真的人生，及痛苦、死亡、孤独的问题：用伟大的人类心灵来表现灵性与肉体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心灵遇到了人生的问题，遇到它的悲凄和美。而耶稣用简单明了的方法解决了这些人生问题。①

　　①以上三节分别选自《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篇名为编者所拟。该书为林语堂探讨东西方思想异同的集大成之著作；他以宗教入手，打着皈依基督教的招牌，充满了对东方思想的赞美，实践了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诺言。该书据林语堂称，“记载了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及迷惘”（《绪言》），可视作林语堂个人的精神自传，心灵自传。只是议论太过专门，不易阅读，故节取两章一节，以便读者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