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个封建社会，从总的看来，女子仍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许多社会规范束缚女子；但是，唐代又比较繁荣、开明，与其它封建王朝相比，对女子的压制与束缚相对地不那么严酷，这就构成了一种有些方面紧，有些方面松的复杂状态。

　　一、妇女比较自由的社交活动

　　在唐代，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比较自由、公开，不拘礼法，比较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无论是宫廷、官宦、民间都是如此。

　　在唐代的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甚至可以亲近接交，不拘礼节。例如，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唐中宗在旁为之点筹。唐玄宗的宠臣姜皎常与后妃连榻宴饮。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食、戏闹，甚至通宵不出。宫官们更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结交朝臣外官。以上这些，其中虽有淫乱的成分，但当时风气也的确开放，人们对男女交往不以为怪，否则，有些人是不敢如此公开地胆大妄为的。在云阳公主成婚时，吴人陆畅做傧相，嫔娥们笑话他的口音，以诗嘲弄，陆畅也以诗酬和，戏谑说：“不奈鸟鸢噪鹊桥”，可知当时宫女们一定是在他周围叽叽喳喳，笑作一团。当时的朝廷礼仪也不大注意男女之别，高宗、武后和肃宗时，曾命令命妇与百官在一起朝贺宴集，有些大臣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有失礼教。

　　朝廷如此，官宦之家也是如此。变文《丑女缘篇》描写一位驸马要宴请朝士时对妻子说：“每日将身赴会筵，家家妻女作周旋……我到他家中，尽见妻妾，数巡劝酒，对坐周女。若诸朝官赴我筵会，小娘子事须出来相见……”这件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朝廷重臣郭子仪病重时，朝臣前来探望，姬妾都不回避；唯独卢杞来时，郭屏去姬妾，因为卢貌奇丑，郭防止姬妾窃笑，以免种下祸患。唐玄宗开元时的诏书中也提到了僧尼、道士出入百姓之家，家中妻子无所避忌的现象。

　　这方面还有许多逸事：例如著名文人温庭筠少年时喜欢寻花问柳，被官员姚勖鞭打、驱逐，从此坏了名声，屡试不第。温的姐姐对姚十分恼恨，有一天姚勖有事到温氏家中，温氏死死地抓住姚的袖子不放，大哭不已，把姚狠狠地责骂够了，才放他走。姚因为受了惊吓，后来竟得病死了。从此事可以看出，有些唐代女性是多么不拘礼节与大胆、泼辣。

　　诸官之妇，相见后，伍夫人问：“赞府夫人何姓？”答：“姓陆。”又问：“主簿夫人何姓？”答：“姓漆。”县令夫人勃然入内。诸夫人都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县令得知，急忙入内询问，夫人说：“赞府妇云姓陆，主簿妇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赖吾不问，必曰姓八、姓九。”县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赶忙劝夫人重新出来见客。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如节度使章仇兼琼曾令夫人在成都开宴招待女宾；广州都督夫人设宴招待下属官员夫人，别驾、长史夫人等都到席做客，等等。这种官员夫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和现代很相似，起着协助丈夫处理好公务和密切上下级与同僚关系的作用，也说明了唐代妇女的社交风气。

　　唐代民间妇女的社会交往较之于上层妇女就更广泛了。民间妇女有时单独和异性结识交往，不避嫌疑。“君家何处住，ae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写了一位船家女和一个陌生人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攀谈。《太平广记》卷二四二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天宝初年，肖颖士夜归某县，半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请求同行。肖误以为是狐狸精，其实是位店家女，闹了一场误会。这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外主动与男子交往的事例。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写了一位商妇在丈夫外出时半夜接待一群陌生男客上船，与他们同席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洪迈在《容斋三笔》中对此议论说：“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此外，新人传奇中写陌生男女在外自由地攀谈、结识，甚至同席共饮之事不胜枚举。有些唐代妇女还有“胡服骑射”的爱好和风气，喜欢穿上胡服戎装或女扮男装，矫健英武地跃马扬鞭，“露髻驰骋”，还可以参加打球、射猎等活动，例如现代的女子足球，唐代已有之。杜甫在《哀江头》中所描写的“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说明这些骑射女子是多么英姿勃勃。

　　民间妇女自身的交际活动也很多，而且有组成社团活动的情况。敦煌文书中有两件“女人社”社约文书，其中一件为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所写，虽然已到五代，但其内容约略可以反映唐时情况，内容是：

　　显德六年已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气身，朋友长期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壹合、白面壹斤、粟壹斗、便须駈駈，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耽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待，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责。二、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壹斗、灯油壹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宣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醴腻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决杖叁棒，后罚醴局席一筵，的无免者。

　　以下有社官、长社、录事、社老以及诸社人署名，共１５人。另一件内容与之略同，只是注明是某坊巷的女人社。从录文看，这种女人社是下层民间妇女的自愿结社，这些妇女大约都有亲邻关系，她们各自提供结社经费，社里有纪律规定和处罚条例，其作用在于女性之间的“危则相扶，难则相救”。这种女人社比之上述的“夫人外交”具有完全不隶属于男子的独立性，表明了唐代下层妇女比上层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广泛的社交活动。

　　二、女子重服饰打扮

　　唐代女子十分重视妆饰打扮，为封建社会历代之盛，这具有多种原因：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文明发展，必然使人们更多地追求生活的美；但是另一方面，这又和性的开放，女子以妆饰打扮媚惑男性有关。

　　关于唐代女子的风姿与妆饰打扮，现代人只能从唐代的一些大画家留传至今的作品中看到。周昉是当时人物画的大家，《宣和画篇》云：“世谓昉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元代汤垕云：“周昉善画贵游人物，又善写真；作仕女多秾丽丰肌，有富贵气”。这就是说，周昉所画，多为上层妇女。他是贵公子出身，又经常出入卿相间，所接触的都是上层人物，由于他们本身的优越生活、经常的游宴活动，就造成了他们的丰肌肥颊体态。同时，以丰腴为美，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董广川跋周昉的《按筝图》说：“尝持以问人曰，人物丰秾，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所好者？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亦肌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丰肌为美，昉于此，知时所好而图之矣。”这是因为，在唐代杨贵妃曾红极一时，对社会有一定影响，“不重生男重生女”是一个方面，而且“太真姿态丰艳”也被时代崇之为中唐妇女的标准美。同时，这种典型美的形成和当时长期的安定繁荣分不开，于是反映在艺术上就成了一种健壮丰肥的时代风格。

　　至于唐代妇女的服饰，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看来，几个贵族妇女云髻高耸，博鬓蓬松，头戴各种不同的折枝花朵，簪步摇钗，作浓晕蛾翅眉。衣著薄质，鲛绡，“或轻容花纱外衣，披帛也用轻容纱加泥金绘，内衣有的作大撮晕缬团花。”以上是盛唐时宫中十分流行的服饰。

　　据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归纳，唐代女子发髻的样式，连过去所流行而取其佳者，名曰十髻，即：

　　凤髻（周文王时）还香髻（秦始皇时）飞仙髻（汉武帝时）同心髻（汉元帝时）堕马髻（梁冀妻）灵蛇髻（魏甄后）芙蓉髻（晋惠帝时）坐愁髻（隋炀帝时）反绾乐游髻（唐高祖时）闹扫妆髻（唐贞元时）画眉的样式，到五代时，也归纳为十种，名曰十眉，即：

　　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稄眉分稍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因此，后来宋朝的苏东坡诗有“成都画眉开十眉，横烟、却月奇新奇”之句。“横烟”即拂云眉，“却月”即月稄眉。唐末点唇名式也很多，如：

　　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丰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恪儿殷淡红心猩猩晕小朱龙格双唐眉花奴这些讲究的妆饰，自然与性有密切关系，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取悦于男性，自不待言。隋朝丁六娘的《十索曲》，对这种性心理有较充分的反映，下录其五：

　　裙裁孔雀罗，红绿相参对，映以蛟龙锦，分明奇可爱。——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

　　为性爱风光，生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娇，相看无厌足。——欢情不奈眠，从郎索花烛。

　　君言花胜人，人今去花近，寄语落花风，莫吹花落尽。——欲作胜花娇，从郎索红粉。

　　二八好容颜，非意得相关，逢桑欲采折，寻枝倒嬾攀。——欲呈纤纤手，从郎索指环。

　　含娇不自转，送眼劳相望，无那关情伴，共入同心帐。——欲防人眼多，从郎索锦幛。

　　按理说，男女两性在性方面是相互吸引，相互媚惑，但由于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中男子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女子向男子邀宠、媚惑男子的心理要强烈得多。薛馧的《赠郑女郎》诗，也表现出这方面女子媚惑男子的心理：

　　艳阳灼灼河洛神，珠帘绣户青楼春。

　　能弹箜篌弄纤指，愁杀门前少年子。

　　笑开一面红粉妆，东园几树桃花死。

　　朝理曲，暮理曲，独坐窗前一片玉。

　　行也娇，坐也娇，见之令人魂魄销。

　　堂前锦褥红地炉，绿沈香榼倾屠苏。

　　解佩时时歇歌管，芙蓉帐里兰麝满。

　　晚起罗衣香不断，灭烛每嫌秋夜短。

　　女子的妆饰是属于性美学范围的，而性美学问题和性心理有极大的关系，古代亦然，这是值得很好地分析研究的。

　　三、女子的戒律

　　当然，我们决不能由于如上所述，就认为唐代妇女十分自由，不受压迫和约束了。在封建社会中，女子既然处于被统治地位，那么以男子为统治的社会总要制订一些清规戒律以约束女子，使女子规规矩矩、服服贴贴地以适应男子的需要。而奇怪的是，这些女诫的制订，大多出于女子，这种“以女治女”的方法大概与后世的“以夷治夷”相类似。对此，唐代也不例外。

　　上一章曾经说过，后汉班昭写了《女诫》，这实际上对女子的生活是一种压迫。到了唐初，唐太宗时的长孙皇后曾作《女则》三十卷，说是采自古妇人得失，用以垂范后世的，唐太宗曾以颁行于世，但现已失传。

　　其后陈邈妻郑氏，作《女孝经》十八章：１．开宗明义；２．后妃；３．夫人；４．邦君；５．庶人；６．事舅姑；７．三才；８．孝治；９．贤明；１０．纪德行；１１．五刑；１２．广要道；１３．广守信；１４．广扬名；１５．谏诤；１６．胎教；１７．母仪；１８．举恶。此书作班昭和诸女问答的口气，押韵，易读。据说郑氏的侄女为永王妃，郑氏耽心她未娴诗礼，所以作此以献，教她为妇之道。这本书流传后世，影响很大。

　　然而，唐朝最重要的一本有关女教的书，是《女论语》。有个叫宋廷氽的，贝州清阳人，世以儒闻，他生了五个女儿：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都警慧善属文，秉性素洁，鄙薰泽靓妆，不愿嫁人，而要学名家。若莘写了一本《女论语》，若昭作了申释。贞元中，卢龙节度使李抱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内，试文章，论经史，都称旨。帝每与群臣赓和，五女都参加，屡蒙赏赐，后来都被德宗所恩幸。只有若昭不希望得到上宠，所以不以ae侍称呼她，而称为女学士，拜内职尚宫，使教诸皇子公主，号曰宫师，《女论语》得她的帮助很多。

　　《女论语》的序阐明了它的宗旨：

　　大家曰：妾乃贤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粗全，亦通书史。因辍女工，闲观文字，九烈可嘉，三贞可慕。惧夫后人，不能追步，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若依斯言，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可见，这本书的目的和宗旨是“教训女子”，使她们成为“贤妇”。

　　《女论语》的内容，也不过是“贞节柔顺”几个字。全书十二章：１．立身；２．学作；３．学礼；４．早期；５．事父母；６．事舅姑；７．事夫；８．训男女；９．营家；１０．侍客；１１．和柔；１２．守节。全书四字一句，押韵，许多地方以白话表述，易懂，所以流行很广。

　　《女论语》以封建规范来要求女子，比几百年前班昭的《女诫》又有了不少发展。

　　例如，《女论语·立身章》说：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在对女子的举止风范的要求方面，《女诫》并没有这样具体。班昭只是说：“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体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当然，在《女论语》中，训练女子应有良好的仪态风度，这有合理的成分，时至今日，一些女青年“行必回头，语必掀唇，坐必动膝，立必摇裙，喜必大笑，怒必高声”，这还是需要改进的；但是，例如“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等，这些对女子的束缚就太不合理了。所以，还是要作具体分析。再如，女子应如何侍候丈夫，《女论语》与《女诫》相比，提出了复杂得多、繁琐得多的要求：

　　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将夫比天，起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淳；莫学愚妇，惹祸临身。夫若出外，须记途程，黄昏未返，瞻望思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治疗，愿得长生：莫学蠢妇，全不忧心。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莫学泼妇，闹闹频频。粗丝细葛，熨贴缝纫；莫教寒冷，冻损夫身。家常茶饭，供侍殷勤，莫教饥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棺椁，生共衣衾。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

　　《女论语》中这么多的篇幅，归根结蒂是教诫女子如何侍候好丈夫，当好男子的附属品这个角色罢了。

　　再如，关于夫死妻守节，《女诫》中只提出“妇无二适之夫”，而《女论语》具体得多，它说：

　　夫妇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存殁光荣。

　　唐代教女的项目，李义山《杂纂》中载有十则：１．习女工；２．议论酒食；３．温良恭俭；４．修饰容仪；５．学书学算；６．小心软语；７．闺房贞洁；８．不唱词曲；９．闻事不传；１０．善事尊长。《女论语》对于女教的主张，大体与此相仿。其中，《学作章》是讲“习女工”的；《学礼章》是讲“温良恭俭”、“修饰容仪”的；《早期章》是讲“议论酒食”的；《事父母章》、《事舅姑章》是“善事尊长”的；《立身章》、《守节章》是讲“闺房贞洁”的。其余各事，有《训男女章》与《和柔章》差不多都曾说到。如《训男女章》说训女道：

　　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稍有不从，当加叱怒。朝暮训诲，各勤事务；扫地烧香，纫麻缉苎。若在人前，修她礼数；递献茶汤，从容退步。莫纵骄痴，恐她啼怒；莫纵跳梁，恐她轻侮；莫纵歌词，恐她淫污；莫纵游行，恐她恶事。

　　以上最后几句话，实际上是对女子加强性控制。

　　四、女性的悲哀

　　相对于其它封建王朝来说，唐代的妇女地位要高一些，行动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但是从本质上看，她们还是男子的奴隶，她们的生活充满了泪水，而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

　　先看看那些宫廷中的后妃，她们是女性中最上层的人物，富贵、荣显、优闲、舒适——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可是她们的命运最不稳定，比一般民间女子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们太容易受到政治风云的冲击，也因为她们的命运完全系于最高权势的爱憎与好恶上。

　　在两唐书《后妃传》中有记载的３６个后妃中竟有１５个不得善终，其中有２个死于后宫争宠，２个因战乱流落失踪，１个自杀殉葬，１个作为太后获罪于皇帝而死；其余９个全都死于政治权力斗争、宫廷政变，而这９人中有３人是因为干预朝政而为政敌所杀，另外６人完全是政治斗争无辜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是最残酷的。高宗王皇后与肖淑妃和武则天斗争失败，被各打２００杖，截去手足，装到酒瓮中，而后惨死。中宗的赵后在作王妃时，因为母亲长公主与武则天有矛盾，被囚禁起来，无人照看，死后几天才被发现，尸体已腐烂。睿宗的窦后、刘后受人诬陷，在同一天内被秘密处死，尸体下落不明。肃宗作太子时的韦妃因兄长被赐死，被迫与肃宗离婚，终身为尼。唐末昭宗的何皇后下场也很惨，在昭宗被朱全忠杀死后，她被缢死，成为改朝换代的牺牲品。

　　即使不受政治权力斗争的影响，她们的命运系于皇帝一人，也时常受到失宠与皇帝死去的威胁。人老珠黄、色衰爱弛是许多后妃的共同命运。例如王皇后和玄宗是患难夫妻，曾参与玄宗发动的宫廷政变，可是当武惠妃得宠后，逐渐受到冷遇。她向皇帝哭诉，希望能念及当日患难与共之情，玄宗一时也受了感动，但最后还是被废为庶人。即使受宠不衰，但如果皇帝一旦死去，就失去了靠山，往往凄凉潦倒终生。唐代后妃中还有自杀殉葬的事例，那是武宗王贤妃。她原先是才人，能歌善舞，十分得宠。武宗病危之际，问她道：“我死，汝当如何？”答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就以巾授之，于是王才人自缢于帐下。宣宗即位后，赠号“贤妃”，以嘉奖她的“节操”。其实，这位可怜的女子很可能是迫于无奈，因为如果不回答“愿从陛下于九泉”也是死，如不自缢也是死。这类事例充分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的残忍与女子命运的悲惨。

　　在宫廷之中，还有大量宫女，她们在宫中地位是最低贱的，因此所受的迫害和痛苦也要严重得多。在唐代，宫女之众几乎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杜甫曾有“先帝侍女八千人”之句，白居易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这并不是艺术夸张，唐代宫廷女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唐太宗时，李百药上疏曾说到：“无用宫人，动有数万”。《新唐书·宦者上》则记载：“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后者大概是唐代宫廷女性的最高具体数字，那正是盛唐风流天子唐玄宗在位的时候。宋人洪迈说这是自汉朝以来帝王妃妾人数最多的时代。唐朝的最多人口数字是天宝十三年（公元７５４年），共有５２８８０４８８人，假设其中女性占一半，则有２６００多万人，那么宫廷女性占当时妇女总人数的１D６００，即平均每６００名女子中，有１名宫廷妇女。直至唐末，国事凋零，江山残破，仍然是“六宫贵贱不减万人”。这样惊人的数字，不知造成了多少旷夫怨女，难怪唐末诗人曹邺感叹说：“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了。

　　宫女由于身份低贱，常常会被加上莫名其妙的罪名，随便地被处死，生命如同草芥。例如，文宗因为听信杨贤妃的诬陷，杀了太子，事后又十分后悔，他不怪自己昏庸，却斥责宫人张十十等：“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于是这些宫女都被处死。宫人杜秋在穆宗时是皇子的保姆，因为皇子受诬陷，她也被株连遣回乡里，老来饥贫交迫，孤苦伶仃，杜牧等名士都为之伤感，作了有名的《杜秋娘》诗悲叹她的命运。宫女受皇帝宠幸也可能是一场大祸。宣宗得到进献的一个美丽的宫女，十分宠爱，数日内赏赐无数。有一天早晨他忽然闷闷不乐，说：“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于是将美人召来说：“应留汝不得。”左右奏言可以放还，宣宗却说：“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鸩一杯。”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么被毒死了。宣宗是唐朝后期一个比较有见识的皇帝，而对宫女竟如此残忍，一时心血来潮就把人杀害了，就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这种事并不是个别的，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死后，懿宗不顾宰相刘瞻的劝谏，将同昌公主的乳母、保傅等一一殉葬，这真是太惨了。

　　对于更多的宫女来说，即使生命没有受到残害，一生的青春也在深宫中被埋葬，这种慢性的煎熬可能是更摧人心肝的。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除清朝有宫女退休制度，只要不曾被皇帝收用，年满２２岁就可被发放出去、准其择配外，历代宫女多为终生制，所以唐代诗人元稹的《行宫》诗中说：“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有“椒房阿监青娥老”之句。

　　几千年来，封建帝王搜罗大量良家女子置于后宫，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压迫、性摧残。这些女子在宫廷中尽管不愁衣食，但不可能与男子有性接触，得到皇帝宠幸的可能又是微乎其微，生命被如此葬送，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唐代文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宫怨是许多文人雅士吟咏的内容，同时，还流传了许多哀事、韵事，都反映出这方面的情况。

　　唐代描写宫怨的诗文，流传下来的很多，例如杜荀鹤的《春宫怨》：

　　早被迫娟误，欲妆临镜慵。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

　　这首诗描写了春天是幸福降临的标志，春天是勃勃生机的象征。然而，对幸福感到渺茫，对生机感到去而不返的人，春天只会令她更添一层怨苦。

　　刘皂的《长门怨》（其一）也很有名，漫漫的长夜，冷滴的秋雨，其中含有多少失宠妾妃的凄冷孤独和哀怨忧愤：

　　雨滴长门秋夜长，愁心和雨到昭阳。

　　泪痕不学君恩断，试却千行更万行。

　　还有杜审言的《赋得妾薄命》，描写了宫女们秋扇见捐的悲哀：

　　草绿长门掩，苔青永巷幽。

　　宠移新爱夺，泪落故情留。

　　啼鸟惊残梦，飞花揽独愁。

　　自怜春色罢，团扇复迎秋。

　　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诗，描写唐玄宗时期宫女闭锁深宫、青春流逝的怨恨，也是描写宫怨最好的作品：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

　　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还有一些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宫怨。如玄宗时，赐边军扩衣，制自宫中。有兵士于袍中得一诗，曰：

　　沙场征战客，寒夜苦为眠。

　　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

　　今生已过也，愿结后生缘。

　　得诗的兵士向主帅作了报告，主帅又奏于帝。唐玄宗遍示后宫，查问是谁写的，声明承认的不加罪。有个宫女承认了，说自己万死，玄宗发了怜悯之心，说：“吾与汝结今生缘。”把她嫁给了得诗者。

　　这件事似乎很动人，但只是个例外的例外。宫女的解放不可能寄托在帝王一时的恻隐之心上，帝王一时高兴，可能成全一个宫女，但不可能成全后宫几万宫女，以下这个写诗的宫女就没有结果了：

　　孟《本事诗》载红叶题诗的故事，说唐诗人顾况在洛阳时暇日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起叶，寄与有情人。

　　顾况明日于上游也题诗叶上，泛于波中，诗曰：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

　　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因以示顾况，其诗曰：

　　一叶啼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从诗中看，此事不了了之。又有一说是这“红叶题诗”的宫女名韩翠苹，诗为一读书人于祐所得，于题诗于叶又为韩所得，韩２５岁时被放出宫，又做了于妻。这么凑巧，也许是某个文人托伪杜撰。总之，可能当时宫女们以写诗作为一种性心理渲泄，打发光阴不是个别的。“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很能反映一起愁苦之情，她们的性压抑是多么惨重。

　　关于宫女的性苦闷，明人洪升的杂剧《长生殿》中有很深刻的描绘，在其书第二十一出“窥浴”（描写宫女偷看唐玄宗和杨贵妃同浴）中，开场“字字双”借宫女之口说：“自小生来貌天然，花面；宫娥队里我为先，归殿；每逢小监在阶前，相缠；伸手摸他裤儿边，不见。”这性苦闷的宫女竟在太监身上发泄了。“窥浴”中还有一段宫女和太监的对话，说两名宫女偷看唐玄宗和杨贵妃共浴，看得正兴起时，一名太监上前调笑道：“两位姐姐看得高兴呵！也等我们看看。”宫女说：“我们侍候娘娘洗浴，有甚高兴？”太监笑说：“只怕不是侍候娘娘，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哩！”这一语道破了宫女们的性苦闷和性饥渴。在历代，太监们当是宫女发泄性苦闷和性饥渴的对象。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宫女们也会以某种形式反抗。古人笔记曾记载有一年正月望日，唐中宗和皇后微服出宫，在市上徜徉游览，而且也让一批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这是抓住机会解放自己了。

　　当然，这种机会是不多的，有些宫人也不敢这么做，那么还有一种反抗的做法就是以自尽了此余生。韩偓在《迷楼记》中写了隋炀帝时有一个叫侯夫人的妃妾上吊死了，人们从她尸体上所悬的一个锦囊中发现了几首诗，以献炀帝，其中有《自感》三首、《看梅》二首、《妆成》一首，还有一首《自伤》，是她的绝命词：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

　　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

　　春寒侵入骨，独坐愁空房；

　　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

　　平日深爱惜，自待聊非常；

　　色美反成器，命薄何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

　　家贫无骨肉，遍亲老北堂。

　　此方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

　　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

　　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

　　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这首诗第一段写初入承恩一次后，七八年不见君王的苦处，第二段写她自己的感伤怨慕，第三段写想家，第四段写几次想死的情况，诗情十分哀婉动人。据说隋炀帝见其诗，反复伤感，说：“此已死，颜色犹美如桃花。”于是厉责一个名叫许延辅的宫使，问他这么美貌的女人，为什么不荐送迷楼来供帝挑选、接触，并赐这个宫使自尽。此事与王昭君出塞而杀毛延寿相似。隋炀帝后来还将侯夫人诗令乐府歌之，所以这几首诗很出名。如此看来，炀帝似乎还真动了感情，其实，他只不过是痛惜失去一个死后“颜色犹美如桃花”的玩物而已，他怎能反躬自问这根本上是谁造成的，又应怎样对待这千万宫女，使悲剧不再重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