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年来一个现实的故事。当我还在台湾的时期（1979），忽然看到一本《古今法律谈》的书，内容明白晓畅，很有意义。当时认为这是对唐律颇有研究的人所写，著者应是一位中年的学者。因此问同学们，有谁认识此人，我想见他。过了几天，曹励铁就陪着一位青年来看我，特别介绍说：“这就是《古今法律谈》的作者劳政武。”我很惊讶地说：“你原是个青年人!有见识，有文才，如果沉潜学问，前途成就不可限量。”于是相谈尽欢，才知道他在这个大时代的浪潮中，自有一番曲折离奇的经历，现在正从政大法律研究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从事写作。

谈到法律，我素来也有很多感慨，认为一般学法学的人，过去几十年来，大多不认真研读法理学（法律哲学）。而且自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的法律，主要是采取欧洲大陆法系的精神，几乎完全轻视传统，置汉律、唐律和宋、明、清的律法于不顾。甚至在另一方面，更是于法无据，于学无根，妄自建立庸人自扰的法纪而扰乱苍生。因此，希望他能继续努力，研读《礼记》中的“坊记”、“学记”、“儒行”乃至“礼运”等篇的精神，配合研究佛教律学，必然大有可观之处。

时隔十余年，我从台湾到美国，转道香港。在1993年初，政武再来看我，才知道他多年以来，独自办政论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刊物，殊感可惜，便对他说：“你却忘了昔人所说：‘聋者不闻五音之声，盲者不见五色之美’。在这五浊乱流中，何必扬汤止沸，徒耗心力，不如立刻停止为是。”政武当时便说：“老师！你说不办，我就停办，这又何足道哉！”因此，反而使我对他有歉然之感，便叫他来香港。同时，他又回到故乡——广东开平，去办了一个农场，为地方做些有利的事。然后又进能仁书院研读博士学位，告诉我要履行二十年来我对他说的一句话，写一篇佛教戒律论文。1998年8月初，他送来全部论文成稿，并附有信说：“近廿年之挂怀，五年之勤读，一年之专心，此书今已正式印成，谨呈上。设非十九年前师指示研究律藏，根本不可能有撰此书之念头……不论此书成果如何，均应首先感谢吾师之指引与帮助也。”我看了信，又亲手接过他数十万言的论文，当下稍一翻阅内容，实在为之欢喜赞许，立即给予嘉奖，预祝其必能通过博士学位，并认为此书乃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律学现代化的创格首作，鼓励其出版，我将赘附琐言以饰戒学之旨。

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显密各宗的佛学，便知释迦所说之一代时教，本为上继无始以来的初世，下及永无尽止的将来，亘古不变的真理。凡是彻见真理义谛者，统称曰佛，亦号如来。过去有佛，未来亦有佛，佛法永住，法轮常转。释迦牟尼佛者，乃是在这个宇宙，这个贤圣劫中，无师自通，继承此一永恒不变真理本际的人天导师。从学弟子，敬称之为“世尊”。后世佛弟子们把他变成一个世俗宗教的教主，那是人为的事，与佛了不相干。

戒律之学，本为通天人之际的心理道德和行为伦理之学，亦是学佛者初学入德之门必须修持的基本。过去庄严劫中末期的三位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以及本贤劫中的四位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只提醒人们自知“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的三世因果定律，遵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要旨，即已至矣尽矣。可是从释迦牟尼佛在此劫中成佛以来，由首先引度的鹿野苑中阿若憍陈如等五比丘开始，接着便有如各经典上所载佛在世时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形成僧团。而其他在僧团以外的大众，当然不止此数。但这一千二百五十人，起初并非都是释迦佛亲自引度的弟子，他们是比佛还早已在传法修道大师们的徒众，那班大师自皈依于佛之后，便把这些徒众们一并带入佛门。

如年长于佛的舍利弗带来徒众一百人；后来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带来徒众一百人；优楼频螺迦叶师徒五百人；那提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伽叶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耶舍长者子朋党五十人，这样共成为佛的常随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个个来历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修为方法也都是带艺投师，并非一致。尤其是身处五浊恶世的这个时势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随时会发生很多问题。虽然佛曾告诫规训僧团大众，集体修行生活，必须要做到“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守则，但在未能证到阿罗汉道果之前，人毕竟是人，岂能随时随地不犯过错。因此，僧团戒律的发生，也就同后世社会的民主法纪一样，都是根据人们行为上的过错，才依据事实的案例，建立起防范的条文。

例如众所周知的饮酒戒，起初并没有制止。后来有人因饮酒乱性，同时犯了杀、盗、淫、妄语的过错，故世尊便制定饮酒的禁戒。所以清初的名士郑板桥便说：“酒能乱性，佛家戒之。酒能养性，仙家饮之。我则有酒学仙，无酒学佛。”他既不是比丘，又不是优婆塞，便可不依戒律而自行解嘲了。由这一案例，我们再来研究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内容，便可知有不少戒律，都是因时、因地、因群体僧团中的共同需要而制定。照佛教戒学的名辞，它是属于“遮戒”的范围，罪行不算太重，但却犯了不检点，或者失误的过错，是可通过发露（坦白）忏悔的。所谓“遮戒”，是遮止一切行为上的失误，避免招致普通人群社会的讥刺和误解，有失僧伽洁身自律的德行威仪。故说佛教的基本戒律，大部分都属于“遮戒”的规定，它是因时间和地域空间的不同，乃至配合社会人群对于道德伦理的习俗观点，而产生防非止过的规定。

至于在戒学的根本基础上，它和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共通点相同，那就是人们所重视而厌恶的杀、盗、淫、妄语的行为，以及进而根治心理动机上的贪、嗔、痴、慢所发生的犯意，这便属于“性戒”的问题了。在这里所诠释的“性戒”这一名辞，或者和过去一般佛教律师的解说稍有不同。所谓“性戒”，便是人类和一切众生，在心理的知觉和感觉上，都有同样的恐惧、厌恶，绝对肯定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也可说是所有人性和众生共通的本性上，自然而然都认为是罪恶的作用。这是“性戒”的内涵。因此，例如在人文世界中的各个大宗教，和世间所有的道德伦理的哲学观念，也都基本一致认为这是违反天人之际，非纯真、非至善的行为，是属于非理性的过错和罪恶。

释迦世尊所制定的戒律，自世尊善逝以后，因弟子们修为的成就不同，各自见地别有同异之辩，便形成许多分门别户的部派。这在当时的印度，由世尊的再传弟子们所形成的各个部派之间，对于戒律部分，也便成各凭所闻、所见、所知，形成为“上座部”、“大众部”等大同小异的信守，都自默守师传，固执成规的不同解释，所以便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祗律等的各别传承。

佛教东来，传入中国的初期，在魏嘉平二年（250），印度名僧昙摩迦罗（法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四分羯磨》戒本，这是中国戒律的开始。到了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净检比丘尼出家，请求西域来的少数几位高僧，最初建立出家尼众受戒、守戒的仪式和规范。再经历史时代和佛学经典陆续传译的漫长岁月，直到公元650年间的唐代，因中国佛学的鼎盛兴起，也正当玄奘法师取经回国的时期，才有高僧道宣法师在终南山创立律宗，为中国佛教十宗挺放异彩。

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承，便宗奉南山律学，采取四分律作为根本，配合大乘律法，采取介于《华严》与密乘之间的《梵网经》，定作大小乘三坛戒学一贯的传承，直到如今。但很遗憾，自唐以后到现在的律学大德们，很少有把戒律之学，依据佛说的经论详加阐发，甚至依文而不解义，或者根本不通梵文、中文字义，不将戒学的持犯名辞翻译解释清楚，只是默守旧规，照样画葫芦，把戒律内涵，几乎变成阴森恐怖的枷锁阴影，乃至自亦不知所云地罗织成文，随意解释，殊多缺憾。

至于西藏的佛教戒法，其建立的时期，迟于南山律宗创立以后。但藏传佛教小乘戒律，是采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规范；大乘律学，是采用弥勒菩萨所说菩萨戒本的传统。这与自唐以来，内地佛教所传承的戒学，又是同归殊途，迥然有别。尤其自密乘教法兴盛以后，别有“密宗十四条根本大戒”，以及多种“三昧耶戒”等，倘若不是透彻《华严》法界宗旨，和不通毗卢遮那（大日如来）的密乘奥义，那就匪夷所思而真的不敢思议了。

在中唐时期，中国各地禅宗兴盛，僧团聚众同修者愈来愈多，因此而有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嫡传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等，撷取出家比丘等所应守戒律的精义之外，作适合于国情、配合时代社会演变的厘订，从事农耕生产，俾达自食其力、专志修行的目的，便创制“丛林清规”，作为守则。后世统将这种丛林规范，称作“百丈清规”。事实上，流传到现在的“百丈清规”，乃元朝重修，有多少是当时的旧规原文，也已难能确定。而在佛教来讲，当时如非百丈师徒们的创制，佛法能否在中国大放光芒，普及各层社会，就很难说了。由此可见，百丈师徒不顾当时保守派的佛教徒讥称为“破戒比丘”，毅然做出创制决定，实在是大雄大力大慈悲的作为，非比寻常。

后世一般研究佛教戒律和佛教宗派，大多忽略了禅宗和密宗在中唐时代，都有这种大创制改革性的经历。犹如中国文化，自三代以下，从礼治而变为法治，然后又经汉、唐、宋、元、明、清等随时因地制宜，变革法令律例的经过。往昔戒律学者，只知固执“见取见”和“戒禁取见”的局限范围，争辩古今戒律细节的异同，殊不知世尊善逝“以戒为师”的遗言重点，在于再三咐嘱出家比丘，应当师法遵行摩诃迦叶尊者“十二头陀行”的修为，才是世尊所说小乘戒行极则的根本要旨所在。

世尊自菩提树下证悟法性，经过四十多年的宣说佛法，总括来说，就是指导人们求证宇宙和人生生命的真谛。基于这个目标，世尊首先教导五比丘剃除须发，毁形出家，表示“离情弃欲，所以绝累”的决心。我们如果引用中国通俗的文句来讲，那便是要立志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果敢行为。人和物理世界中的一切众生一样，这个生命来源最大的反复根源，就是情和欲。换言之，它所突出的行为，除了饮食之外，就是淫欲，也就是现在人们统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性欲”。欲和爱，欲和情，看来是本有生命中最平常、最自然的作用。但无论在宗教、哲学、科学，甚至是任何学术上，如果深入探讨，始终是无法彻底了解它的究竟。至少到现在这个时代为止，确是如此。由绝欲，了欲，转化欲乐得达升华超脱的境地，那是何等的难题，也是最难完工交卷的答案。但世尊在建立规定出家比丘和比丘尼的戒律上，第一条便是“戒淫”。它的原理，在佛说《楞严经》中有很扼要明显的定论，如说：“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饭，经百千劫，只名热沙。”“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这很明显地说，要修戒、定、慧而求证出离物欲世间的第一功课，即须先离“淫欲”。至于它和世间伦理行为的善恶问题上，则是第二义中的事，在别的经论上，都有说到，不必具论。但佛说的淫根，在于心意识，并非指人生理上的器官，生殖器官只是身根之一而已。五十多年前，我在杭州见到一位僧人，用刀自己去势，认为是断除淫根的妙法。其实，这等于佛经所说出阿罗汉或佛身上的血，同是罪大恶极的举动，是犯戒的行为。当你尚未成道以前，珍惜自身，便是孝敬父母、尊敬佛陀一样。

现在我们提出戒学研究，首先说小乘戒律第一条戒淫的论点，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问题。它和古今中外的心理、生理、医理、物理学等，有极奥秘的内涵，有待高明之士再作深入研究、求证，方知究竟。换言之，小乘戒律首当其冲的淫欲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清楚，则于杀、盗、妄语所有连带关系的“遮戒”等问题，就当暂置不论，来不及细说端详了。

但在大乘戒律来说，无论是根据《梵网经》、《璎珞经》等，第一条戒是“戒杀”，其次“戒淫”。这又是什么原因？何以与比丘和比丘尼戒有这样大的出入呢？其实，佛教所说的菩萨，梵文全称为“菩提萨?”，翻译中文意义，叫做觉悟有情，也有义译直称为“大士”、“开士”。但通常喜欢用梵文原音的简称，叫做菩萨。假如我们望文思义来讲，所谓菩萨就是“情到真时若有无”的意义，是世间最有爱心、最有慈悲心的多情种子，但他又是觉悟得道之人。如用通俗的话，称之为“有道之士”就对了。而大乘的菩萨，包括出家比丘、比丘尼，和普通在家的居士。换言之，世尊说法，在专对比丘和比丘尼的出家之外，何以又发展出大乘教法的路线呢？事实上，佛教的大乘菩萨，从世尊住世时期和善逝以后，应由“大众部”发展而来。大众部众，在家的较出家比丘为多数，只要细读经论，便知佛经所记载的重要问答，多半是世尊和菩萨对话的集成。大乘菩萨的行仪轨范和律学，在大乘诸经，如《法华》、《华严》、《维摩》、《般若》、《大宝积》等经，随处都有详说。尤其是《菩萨十地经》，更为专辑。但南山律学，则独取显密之间的《梵网》、《璎珞》等经作为戒本的定律。其实《梵网》一经，是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在超越欲界以上的色界天中所说。色界天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分别心根株尚未净尽，故卢舍那佛说《梵网经》时，首先提出杀戒为要，然后才有十重四十八轻的反复解释，这是有关天人之际进修的奥秘，难以详论。今于欲界博地凡夫众中，取此为准，其用意或在取法乎上，可得其中，不必从六度、四摄等行，便可取次渐修，下学而上达乎？

西藏佛教的密乘，大乘戒律以弥勒菩萨戒本为准，以“自赞毁他”为菩萨戒行的第一首要，有关淫、杀等行为的开、遮、持、犯，都从其后。此与世尊所说大乘各经，又迥然有别。换言之，弥勒菩萨戒本对于修大乘者，必须先修谦德，首除俱生我慢的“见取见”，为第一要务乎！事实上，后世密乘行者对于“自赞毁他”的内外戒行修为，颇多轻忽，殊堪叹息。

现在简单扼要地举出大小乘戒律的基本异同问题，作为学者参究修证由戒学而得证定慧的话头，希望由此而重视戒律之学，而通达定慧圆明之果，或许有用。至于“性戒”的定义和内涵，“戒相”与“无相戒”等的义辨，恐增文繁，就不多说了。但总结佛法的戒律原理，最好能深入经藏，精心体会中国佛学“三聚净戒”的摄受内涵，是为要中之要。首先要从一切内外行为的律仪上，修习身心，达到庄严圣洁的仪相，这是第一“摄律仪戒”的要义。随之从“四正勤”的基础上，进修一切善法，超越天人胜果，这是第二“摄善法戒”的道理。但说理容易，实修方知其难能可贵。同时并进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修小乘或大乘的戒行，应随时随地，事事处处，要对世间社会众生，做到有利有益于他的行业，这是第三“饶益有情戒”的佛法终究目的。

我本妄人，岂敢肆论戒律。溯自公元1945年秋，于成都大慈寺万佛楼中，时因特胜因缘，蒙贡噶呼图克图上师，亲授内外显密诸戒以至于今，勿匆五十余年间，了无一法可得，前修已渺，后学寂寥，尤于戒学，从来不敢造次轻议。究其实际，无论大小乘的戒学，统为治心。万法唯心，一切唯识。一切凡夫众生，在起心动意的一念之间，即具八万四千烦恼。一有烦恼惑业，即有是非善恶。当起心动念于是非善恶之际，即有抉择，即生戒相。故于起心动念的戒行而拣辨相数，岂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而已。若据条文而争辨戒相，此为修习“资粮位”至“加行位”趋向“究竟位”的必要熏修功行，学者务当慎重护念为是。

今因昔年与政武一言，而促成其说戒之文，故不惜眉毛拖地，摭拾芜言，以应信诺，盖亦自当忏悔云尔。

戊寅冬月一九九九年一月元日于南海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