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战争的飓风愈演愈烈。７月至８月，苏中战场上，连续发生了７次大规模战役；８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１０月，国民党一面继续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挥兵占领张家口。

　　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规模的内战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灾难，增强着他的内心杞忧，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１１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这是一份沈从文从湘西进入都市２０余年来的自传纲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里，沈从文写道：——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然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形势时，他说：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文章认为，这种“争夺”与２０年前军阀政客间的“争夺”既相异又相同。与当前相比，军阀间的混战已为陈迹，近于一种“离奇神话”，但“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３０年来的现代政治，８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因此，沈从文寄希望于“学术自由”，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空气中”去掉“依赖”的习惯，检讨现实，敢于怀疑与否定。“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用“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①他希望人类最终能以“理性”战胜“愚蠢”，使自身摆脱“自相残杀”的战争阴影。

　　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②然而，在具象的层次上，沈从文又看到了依仗强力发动战争一方与不能不承担重负一方的是非区别。在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中，他充分意识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无论战事如何酷烈，牺牲怎样惨重，都无从顾惜。因为这是争民族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个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③在国民党首先发动的这场内战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使用美式装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真象。他在１９４６年８月写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叙述过重返北平后在街头所见到的“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①但他终于无从摆脱战争可能毁灭民族生机这一可怕前景带来的内心痛苦，不能不陷入无从解释的精神困扰。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３０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②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

　　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国共两党外其它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士，超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之外，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力量。在对国共两党政治不信任这一点上，沈从文与“第三种”力量属同一思潮。但沈从文反对以派别反派别，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派别与集团活动。因此，有人称他为“第四条道路”的鼓吹者。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黄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２０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这种信念同时深植于他对乡土命运的观照。在这期间，特别影响到他对战争和中国命运问题思考的，恰恰是湘西地方命运的历史演变。

　　１９４7年，沈从文收到亲友的来信。从信中得知了那支被迫离开乡土的“筸军”（原先由陈渠珍统领的那支军队）的最终归宿：内战爆发后，这支经整编的“甲种师”部队，奉命驻防山东胶济线上。一个星期前，在莱芜战役中全数覆灭，师长也随之阵亡。

　　沈从文心里刮起了一场急风骤雨。他想起辛亥革命后３０余年间，上承清代屯防绿营兵的“筸军”兴衰败亡的历史。

　　缘于咸同年间组办筸军的渎武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小军阀的战争中，湘西的年轻人大都寄身行伍，企图从军官上找出路。可是，这支地方军队与外界又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归宿。员参加过“靖国”、“护法”战役，战事一过即退回湘西。后来接手这支军队指挥权的陈渠珍，受“割据自保”心理的支配，满足于保地自雄，对内又沿守旧制，不思改革，终于导致苗民起义。在内外压力下，陈渠珍下野，队伍不得不交给国民党中央势力支配，离开乡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过松沪之战、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南岸据点争夺、长沙会战。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和湘西人的面子考虑，受伤的旅团长一出医院就返回湘西补充兵员。抗战胜利后，多数官兵以为和平来临，盼望不久即能改编退役。那位师长还想退役后去北平读几年书，然后与沈从文合作，写一本关于湘西地方历史的书。却不想内战终于不可避免，这支非蒋介石嫡系，八年抗战剩下的筸军残余，在一种极暧昧情形下，终于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去，迎来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战争的灾难不仅降临到这支身遭覆灭的五千官兵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落到了湘西民众头上。８年抗战，湘西民众承担了这支军队的全部战争重负。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沈从文悲从中来。他看到的是整个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归宿。就在得知这支筸军全数覆没消息的同时，沈从文收到了一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用了一些黑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年龄不到２０岁的木刻作者，凑巧正是表哥黄玉书的长子黄永玉。沈从文为“命运偶然”吃惊，他由此想起有关黄玉书一生的遭遇，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与那支外出筸军命运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３月２３日，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文章以湘西历史变化为经，黄玉书一家的灾难遭遇为纬交织写出，从深处对湘西地方的历史命运作出了思考。

　　文章以极大的比重，叙述了筸军的历史演变过程后，追究了这支军队胶东一役全数覆灭的原因——既非战术上举措失当，也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出于传染浸润在官兵中的厌战情绪。

　　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早已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厌战解体。专家们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正在作普遍广泛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小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且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

　　沈从文明确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实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虽然贩亡的一方属于自己乡土那支军队，其中多有自己亲友、熟人，但他并未将历史的过错归于对方，是非界限是分明的。将其与《从现实学习》一文所持观点相比较，见出二者的差别。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确立了沈从文笼统的反战立场；而在具象层次上，沈从文仍有着虽不曾明言，却不难辨识的是非倾向。因此，他看到这支乡土军队一方面虽厌倦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人心解体，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的习惯制席的拘束和对小集团利益的依附，一经陷入，终无法自拔。于是，悲剧就在这种情形下被铸定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３０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它地方青年的生与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和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事。的过去由此，沈从文联想到黄玉书一家的苦难遭遇，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悲剧下发生。由于长期形成的对武力集团的依附情绪，许多家乡年轻人便从行伍中讨出路。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地方风气，一个教师在地方的地位及收入，较之一个连排长就远远不如。一些滞留于乡土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的压力，到末了也只能厕身行伍。学美术出身、生性厌恶当兵的黄玉书，因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排挤，也不得不到军队中厮混。１９４３年，沈从文从去印度受训路过昆明的沈岳荃口中得知，１９３７年与自己在长沙邂逅不久，黄玉书不愿在师部留守处做事，被调到沅水中游的青浪滩，作了一名纹船站站长。表嫂则在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却因一生长处无从发挥，始终郁郁寡欢，已经在１９４３年的一场小小疾病中含怨去世了。

　　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式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应当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责任感少壮木刻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这个人民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图倚仗外来武力，存心和人民为敌，使人民流血而发展成大规模无休止的内战（又终于应合了老子所说的“自恃者威，自胜者绝”的规律），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画册，来结束这个既残忍又愚蠢的时代，并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合力同功向知识进取，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