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看样子，他象是很能喝几杯，但是他不肯动酒，因为次晨还要赶早开车。吴君才二十二岁，很象个体面的学生。赵君，虽然爱说爱笑，却象有二十七八了。及至大家互问年纪的时节，才知道他不过是二十三岁，还没有结婚。

　　他们的年纪虽轻，可是由他们的口中，我晓得了他们都已足迹遍“天下”。他们都说北方话，可是言语中夹杂着许多各地方的土语词汇，有时候还有一两个外国字。假如他们缺乏着别的历史知识，但是一部中国公路交通史好象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从抗战前就天天把人和物由南向北由东运到西，大多数的公路，在他们的口中，就好象我们提起走熟了的街道似的；哪里有桥，哪里有急弯，哪块路牌附近的路基不够坚硬，他们都能顺口说上来。赵君在陕、甘、湘、鄂、川、滇、黔、桂、越南、缅甸的公路上都服过务。从离开南京，他就生活在公路上，六年没有给家中——在山东长清——通过信！

　　赵君名玉三，抗战前，在青岛开公共汽车。七七后，他在航空委员会训练汽车驾驶兵。南京陷落，他抢运沿路上的各种器材，深得官长嘉许。此后，他便在各省的公路上服务，始终是那么勇敢活泼。他替政府、军队、人民，运过多少东西，一共走过多少里路？现在已无法知道。去年十二月中，距我认识他的时候仅仅一月，他死在了保山！

　　当我同他们到大理去的时候，他们一共是四部卡车，赵君为司机班长，我只到大理，他们却要到畹町，车上载的是桐油。赵君一定劝我随他们到国境上去看看：“看看去，我管保你会写出好多文章来，跟我们去，准保险！我们怕热，开车又小心！”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去开眼。再说，一路上赵君总是抢着会食宿账，教我“过意不去”。

　　夜晚投宿后，赵君最喜说笑。他的嘴不甚伶俐，可是偏爱说话。他不会唱，而偏要哼几句。高了兴，他还用自己临时编造的英语或俄语与朋友交谈，只为招笑，没有别的意思。

　　他似乎没有任何忧虑，脸上象云南的晴天那样爽朗。

　　他开第一部车为的是先到站头，给大家找好食宿之所。我坐的那辆道济车，由吴君开，在最后面走。他的勇敢，吴君的谨慎，正好作先锋与殿军。

　　我回渝，赵君复由昆明开保山。从保山回来，据朋友们的函告，在功果山的最高峰，拔海四千尺的高度，他翻了车，一直滚到澜沧江岸。车——便是我坐过的那辆道济车，此次改由他开——完全碎了，可是这位山东壮汉却没有登时断气，送到保山医院后，以伤重，在十二月中旬逝世。

　　没有好身体，没有胆气，都不能作司机师。特别要紧的，是没有爱国心，成不了为抗战服务的司机师。假若赵君还在山东，肯受敌人的驱使，也许还能活着，但是他宁愿在功果山的高峰上，虽然没有穿着军装，却也和战士们那样光荣的死去。

　　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过几次：“给我写几句！”现在，我给他写几句了，可是他已结束了他的生命。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赵君死得太早了，可他将随着中华民族的胜利与复兴而不朽！

　　载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