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笃信天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代表上天统治天下的苍生。宋代也是如此，尽管宋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统治者却始终认为自己的政权才是正统的，提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宋之为宋，受之有天，不可改也”。并且在对外交往中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颁赐历法既然是代表天意统治人民的一种重要象征，在多个政权并存的宋代,即使那些本不知晦朔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开始置局司天，并借助颁历粉饰自己，以示皇权之正统。宋与辽、金作为对峙的政权，在交往中就曾因为历法而发生过争执。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政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制度，向封建制过渡。他在公元 916 年登上皇帝宝座时，辽并没有天文机构，直到 947 年辽太宗灭后晋、改契丹国号为辽时才开始设立。《续资治通鉴》卷二记载：“及太宗灭晋入汴，收百司、僚属、技艺、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天文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封建统治机构趋于完善。北宋建立后，辽宋间曾有过两次和盟：第一次和盟在开宝七年 (974) ，辽致书与宋通好,次年北宋以尊主姿态与之交往。后来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双方发生战争，宋军多次战败，被迫采取守势，终于在景德元年 (1004) 年签订了澶渊之盟，从此双方关系趋于稳定,之后双方开始互派使节，往来不绝，呈现出一派和好的升平景象。当然这种表面的友好背后也有着尖锐的政治对抗，这种对抗也体现在天文历法方面，苏颂使辽时围绕历法所发生的争执，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

　　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苏颂被任命为贺辽主生辰国信使，奉命使辽。时恰逢冬至日，由于宋、辽历法不同，双方就究竟应该在那一日举行庆贺仪式展开了激烈争论。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记载：“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依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嘉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宋史·列传九十九》也记载：“（苏颂）使契丹，遇冬至，其国历后宋一日。北人问孰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节气交，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使还以奏，神宗嘉曰：‘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为什么神宗认为此事最难处理？原因在于：与大理、西夏等臣属之国不同，辽是与宋平起平坐的政权，而北宋在与辽交往中一般是低姿态的。如果说己方的历法正确而对方的历法错误，就必然会引起纷争。根据君权神授的认识，双方都是各自的合法代表，历法是万万错不得的。故有差别的原因从技术角度不难回答，难就难在怎样避免外交中的尴尬局面。苏颂的回答，从技术角度言之成理，“各从其历”的折中方案也能为对方所接受，避免了外交中的尴尬局面，所以才得到神宗的赞许。

　　虽然当面没争高下，苏颂使辽归来后，宋统治者还是命司天监从技术角度考校个是非究竟。《玉海》卷十记载：“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辽、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考校的结果是，各国的历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差别。《辽史·历象志下》记载：“宋元丰元年十二月，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辽已未岁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气有不同。戊午辽太康四年，已未五年也，当辽宋之世，两国司天固相参考矣”。仔细分析以上史料，不难看出辽宋双方都把颁制历法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做，而双方交往中的历法之争，表明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样就促使双方不断改进历法，以求最大限度的与实际天象相符，以示皇权之正统。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荒唐的，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宋金交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金建国前缺乏天文历法知识，到昭祖石鲁时仍“不知岁月晦朔”。后来，随着反辽斗争的不断胜利，逐渐获得了一些天文历法知识， 1115 年阿骨打即帝位，改国号为金，并仿宋制设置了天文机构。1126年底金灭北宋，将许多天文仪器一同掠往北方，在金都建起规模庞大的司天台安放这些仪器，更加注重天文，其目的也在于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南宋建立后，慑于金的强大威胁，遂奉表称臣，后虽改奉表为国书，改称臣为侄，但对外交往中依然处于受屈辱的地位。宋不甘于这种屈辱地位，但在军事实力上又处于弱势，只好在交往过程中，围绕着交往礼仪与对方进行抗争，这种抗争在历法方面也有所体现。

《宋史·律历志》记载：“（淳熙）五年，金遣使来朝，贺会庆节，妄称其国历九月庚寅晦为乙丑晦。接伴使检详邱崇辨之，使者辞穷，于是朝廷益重历事”。应该说这里的记述有不妥之处，既然宋、金使用各不相同的历法，之间有差是合乎逻辑的，接伴官之所以要与使者辩论，实质上不过是为了挽回面子而已。“朝廷益重历事”更说明，历法在当时的政治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实，宋的历法精度未必就超过金，历法有差失的很可能是宋方，《玉海》卷十记载：“（淳熙）五年推九月庚寅晦，而北使来贺会庆节者乃乙丑晦，实小尽也，盖荆大声妄改甲午年十二月为大尽，故后天一日也”。也就是说，这是因为宋的制历者自己的失误而引起的差误。而宋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大概是因为缺乏比较精密的观测仪器及精通历术的专业人员的缘故。无论如何，此事表明了历法与王权的密切联系以及在政治交往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