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秦国在统一前占有的国土相对于其他六国所具有之优越性，两汉时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均分别做出了一致的论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两相比较，司马迁所称“关中之地”显然有误，班固所称之“秦地”则符合实际。从行文上看，司马迁在对“关中之地”进行总的评价前，在先述及关中之后，接着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实则已笼盖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笔误而已。两位大史学家结论实际上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史记》、《汉书》两部权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结论，充分显示了秦国在经济上已对东方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对秦始皇的最后统一之举显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识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要进行长期的征战，并最终取得战胜六国的胜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国之所以能达至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既得益于商鞅变法改革及各项发展生产的举措获得的成功，应该说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环境之优越。这些优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两“天府”为秦国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战国时皆被策士们赞誉为“天府” [4]。特别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灌溉工 程后，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关于都江堰，正如《史记·河渠书》所言，“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关于郑国渠，上文更说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将郑国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与“卒并诸侯”之统一大业相联系，足见对该项工程评价之高；但这两大农业区对秦国之统一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2.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所处之黄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区，山原广阔，水草丰美，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秦国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时即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而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关中西汧渭之间主管畜养马匹，并使“马大蕃息 ” [5]。可见秦王室本善畜牧，对畜牧业自很看重。秦始皇时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县南)的大畜牧主乌氏倮，畜养的马牛多到以山谷计量，他因此受到格外优待，位比封 [6]。秦国之国土范围内既有辽阔 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视奖励，秦国畜牧业之发达自在六国之上。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为秦军提供进行车战与马战的畜力，大为增强军队的机动性与攻击力。这也当是秦国在统一战争中锐不可当，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3.秦国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产丰富。

　　秦国境内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积也很广大。内中如秦岭、巴山、陇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处在暖温带与亚热带之气候区，所以森林密布，动植物与矿产资源丰富。如关中就被赞颂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岭北坡，即被描述为“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 [7]；天水、陇西之陇山，被称为“山多 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8]；而巴蜀、广汉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9]，盛产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国境内之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为其大宗。蓝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当时即名重一时。《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漆、沔阳、临邛等地设有铁官，它们均在秦国疆土内，其附近必具冶铸之资源与条件。

　　秦国疆域内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矿产资源，既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养之道，又为冶炼兵器、制造战具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秦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无疑也大有帮助。

　　上述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尽管东方六国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较而言均不如秦国优厚齐全。有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上秦国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经营得法有效，秦国之经济实力自当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也使秦国具有了统一天下的充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