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晋 南朝

　　（317—420年）（420—589年）

　　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两汉政治、经济制度的继续和发展。在这期间，长江以南的开发迅速，经济发展较快。

　　一、东晋偏安江南

　　1.东晋的建立

　　永嘉南渡 永嘉（307—313年）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这期间，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等相继起兵，匈奴贵族刘渊、刘聪等相继称帝，还连续攻破洛阳、长安，俘虏晋怀帝、愍（mǐn皿）帝，灭亡西晋。史称此事件为“五胡乱华”。当时的战争带有严重的民族仇杀的性质，所以十分残酷。如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时，杀戮贵族、官僚、庶民三万余人，京师洛阳变为一片瓦砾。羯人石勒在东郡击败晋军，杀王公以下十余万人。汉族官民纷纷南逃，史称“永嘉南渡”。

　　西晋末年，琅邪王司马睿（ruì瑞）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驻建邺①。江南战争很少，社会稳定，在永嘉及以后的时间中，北方的贵族、官僚及士族、大地主纷纷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居民也往往随从大地主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居民多者有千余家，人口达数万人。少的也有百余家，数百口人。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王与马，共天下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立为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秦相亲善”，“契同友执”。王导属琅邪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康），建议睿从南来的士族中，“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司马睿果然得到“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全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①之说。在司马睿登帝位，接受将吏朝拜时，他让王导“升御床共坐”②，可见王家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其子弟充当。

　　“侨置”与“土断” 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渡的人口叫做侨人、侨户。侨人的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侨姓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

　　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或“侨立”①。如在京口侨置徐州，在江乘（shèng胜，今江苏句容北）侨置琅邪郡与临沂县。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在原州、郡名前加一“北”字，与侨州、郡相区别，如北兖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恢复旧名，而另在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如南兖州（治今江苏镇江）。初置侨州、郡、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人和鼓励登录流人于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方原有的郡县叫做“土郡县”。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土郡县的办法。

　　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

　　一、版籍混乱——侨置某个州、郡、县，本来是为某原州、郡、县的南来人口而设。可是南来人口都是流民性质，在同一侨置中，往往杂居着来自不同州、郡、县的侨人，因之侨置郡县林立。如今江苏南部就有侨郡三十三，侨县七十五。又在侨置郡县中，所居不全是侨人。如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境内，全部人口为四十二万余人，其中侨人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其余二十万为土著。许多土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也常改变。

　　二、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地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

　　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又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nì昵）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2.东晋北伐前秦南征

　　东晋建立前期，曾多次出兵北伐，最重要的是祖逖（tì替）和桓温的北伐。在北方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国家也曾一再南征，最重要的事件是由前秦南征而发生的“淝水之战”。

　　祖逖北伐 祖逖是范阳遒（qiú酋，今河北涞水县北）人，士族家庭出身，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官吏。在刘曜攻陷洛阳时，他率亲族邻里数百家，南逃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后又调他到京口，任军谘（zī兹）祭酒。

　　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他说：“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①他估计，只要南方的晋兵一出，北方人民必然群起响应，中原可以收复。可是司马睿只想在江南建立他的统治，对北伐并无兴趣。因之给了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名义，又给了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匹布，作为军用物资，要他北伐；但却不给士卒和兵器，要他自行招募和打造。

　　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祖逖毅然率领自己原有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楫（jí集）、慷慨发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①祖逖在淮阴（今江苏清江）冶铸兵器，招募士卒，队伍扩大到二千余人。他进军至今河南地区，联合当地的起义武装，大破石虎（石勒之侄）军五万余人，又连破石勒军，一时“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可是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上，“扫清冀、朔”②的时候，司马睿派来了戴渊为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以牵制祖逖。祖逖忧愤成疾，于公元321年（大兴四年）病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北伐停止。后来祖逖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去。

　　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③，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连败氐族所建的前秦，直抵霸上（今陕西长安东），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④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年，桓温击败羌族贵族姚襄，收复洛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末年以来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

　　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钩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

　　淝水之战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为中军将军、扬豫二州刺史，代掌兵权。这时前秦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对东晋的威胁日益严重。桓氏原来与世家大族谢氏有矛盾。桓冲为了缓和桓氏与谢氏以及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便联合抗击前秦，就主动解除了自己所兼扬州刺史一职，让与辅政的谢安。他出镇京口，与谢安协力，加强对前秦的防御。

　　谢安为了组织一支归中央直接指挥的得力军队，就让其侄、广陵（今江苏扬州）相谢玄招募来自徐、兖二州的侨人或其子孙，组成军队，并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号为“北府兵”①。北府兵的将卒都深受匈奴和羯人的仇杀之苦，因之有抵御前秦、保卫江南的决心。

　　前秦于公元382年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②当时只有东晋与它对峙。东晋在前秦皇帝苻坚的眼里③，是不足道的。苻坚于统一北方的次年，就决定调士卒九十余万人南下灭东晋。他还傲慢他说：“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④《晋书·苻坚载记》曰：“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

　　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很快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人迎击秦军。

　　谢玄军淝水东岸，与西岸的苻融军相对峙。当时，苻坚曾派朱序至晋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晋的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在与秦军作战时，城破被俘。他心向东晋，建议谢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谢石采纳了这个建议。

　　谢玄遣使和苻融相约，建议秦军自淝水西岸“小退”，晋军愿到淝水西岸决战。苻融企图乘晋军半渡之时，加以邀击，全歼晋军于淝水中，便下令士卒稍退。可是秦军内部民族复杂，氐人很少，十之八、九是汉和其他族人民，他们被胁迫而来，不愿作战；特别是汉人，心向南方。因此，一旦退却，不可复止，以为前方被击败，于是奔逃溃散，自相践踏，死伤遍野。晋军乘势猛攻，秦军大败，苻融被杀，苻坚中流矢，单骑北逃。他在路上“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①苻坚逃到洛阳，收集散乱士卒，仅剩十余万人。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两年后（公元385年），苻坚为羌旅首领姚苌（cháng常）所杀。

　　淝水之战后，东晋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河南、山东、陕西等部分地区）。

　　在淝水之战中，前秦所以失败，是由于前秦内部民族复杂，矛盾严重；南侵是不义战争，士卒和人民并不支持；在军事上由于骄傲自满，缺乏周密计划和正确指挥。东晋所以胜利，是由于在强敌压境之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所谓“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北府兵有保卫江南、规复中原的思想和要求，将士用命；指挥比较正确。这次战争的胜利，进一步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但东晋亦无力收复中原，于是南北对峙的局面长期延续了下来。

　　二、东晋灭亡

　　1.东晋的黑暗统治

　　世族门阀的残酷剥削 东晋的世族亦称士族或门阀，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其中较著名的，约有数十个大家族。侨姓士族，以王、谢、袁、萧四家为代表。吴姓士族以朱、张、顾、陆四家为代表。王、谢两家又是这八家中的首姓。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把持军、政大权；在经济上，疯狂地强占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

　　以谢氏为例，《宋书·谢弘微传》曰：“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再以刁氏为例，《晋书·刁逵传》曰：

　　“逵为广州刺史……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余资称是。”他们不仅强占田地，还封山锢泽，“万顷江湖”也会变成他们的私产。官僚地主的田庄别墅，布满于建康附近和东南诸郡。广大农民失掉土地和其他生产条件，贫困破产，沦为地主的佃客、部曲或奴仆。一家地主竟占有佃客、奴仆数百、数千乃至上万。

　　政治黑暗 士族出身的官僚多安于逸乐，沉湎于酒色；尚“清谈”，自鸣清高。他们甚至把“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①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简文帝司马昱（yù玉）未当皇帝之前，以善谈“玄”著名；但却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②。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官，“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他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问：“卿署何曹？”他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他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他答：“未知生，焉知死？”③

　　官僚、贵族贪污成风。他们连国家储备的军粮也大量偷盗，朝廷却不敢追究。如荆州刺史庾翼曰，“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④

　　在这样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的统治之下，赋税、徭役有增无已。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废除了度田收租制，改为百姓不论有无土地或土地多少，每口人一律纳税米三斛，以后又增至五斛。这样不税田而税人的制度对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非常有利，但对于无田少土的广大劳动人民则十分有害。东晋的徭役之重，名目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范宁在上疏皇帝时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①

　　统治集团割据混战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兖青二州刺史、皇舅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反对皇族、宰辅司马道子。第二年，广州刺史桓玄、雍州刺史杨佺期也起兵响应，联合进攻建康。不久，王恭败死，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与东晋的朝廷对立。这时，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也脱离东晋朝廷的控制，成为独立王国。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不过是东南八郡②而已。

　　东南八郡是侨姓和吴姓士族集中的地区，农民的痛苦已很深重。这时又惨遭内战的破坏，东晋王朝的全部负担几乎都压到这八郡劳动人民的头上，所以这里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日益加重，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2.东晋末农民战争

　　内战刚结束，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掌朝政，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就强征东南八郡的“免奴为客”的农民至建康当兵，称为“乐属”。官府在征发“乐属”时，又侵扰勒索其它农民，“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于是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孙恩起义 孙恩，琅邪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孙泰是著名的道教首领，曾任东晋王朝的太守等官。后因密谋起兵，被司马道子诛杀。孙恩逃到海岛上，聚合了一百余人，准备起事报仇。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孙恩乘机率众登陆，攻破上虞（今属浙江），杀县令。又破会稽郡治山阴，杀内史王凝之（王羲之子），声威大振。东南八郡的广大农民纷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京师建康附近各县的农民也起义响应，“朝廷震惧，内外戒严。”②这时，孙恩自称征东将军，率领起义群众，与东晋王朝展开了斗争。许多官僚和士族被杀掉，不少官府和地主庄园被焚毁。

　　东晋王朝征调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转移到海岛上，当时有众二十万人。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起义军第二次登陆，攻破余姚（今属浙江）、上虞，进至邢浦（今绍兴），击杀谢琰，使东晋朝廷大为震恐，连忙征调了几个将军前来截击，孙恩又率众回到海上。第二年五月，孙恩第三次率领起义军登陆，进攻沪渎（今上海市），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又率十万众由长江直抵京口，进逼京师建康。可是在建康附近遇到大风，行进困难，就转而北上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为北府兵将领刘裕击败，孙恩又南浮海上。

　　元兴元年（402年），起义军第四次登陆，在临海（今属浙江）为晋军击败，孙恩投海而死，部众仅剩数千人，由他的妹夫卢循率领，继续战斗。

　　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卢循，涿（今河北涿州市）人，士族出身。元兴二年，他率军泛海南到番禺（今广东广州），俘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以他姐夫徐道覆为始兴（今韶关南）太守，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在这时，卢循曾遣使向东晋皇帝进贡，并接受了东晋皇帝给予他征虏将军、广州刺史等封号，这表明卢循的革命态度并不坚决。

　　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东晋派刘裕北伐南燕。徐道覆催促卢循乘机北上。当时，起义军有众十余万人，分为两路：一路由卢循率领，从番禺出发，沿湘江北上，进攻长沙；一路由徐道覆率领，从始兴出发，沿赣江北上，直取豫章（今江西南昌）。大军所至，“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至长江，两路大军会师东下，“戎卒十万，舳（zhú逐）舻千计。”①大败东晋卫将军、北府名将刘毅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江心），乘胜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城外。

　　这时，刘裕已灭南燕，率军南归，进驻京口。卢循对于刘裕很惧怕，下令南撤。在路上，多次作战失利，后来只剩下几千人。义熙七年三月，卢循退至广州，此时番禺已为晋军所占。卢循连攻不下，又西南进攻交州（治龙编，今越南境内），战败投水而死。徐道覆退至始兴，二月间，与晋军作战，英勇牺牲了。这次大起义共战斗了十二年，至此失败。

　　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共有数十万人参加，战斗了十二年之久，几乎扫荡了东晋的全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给予以士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一、基本上摧毁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东晋王朝是腐朽反动的西晋王朝在南方的继续。这次大起义诛杀了东晋许多重要将领和官吏，摧毁了许多东晋设在各地的统治机构，消灭了东晋王朝的大批军队，打乱了这个王朝的统治秩序，基本上摧毁了这个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使东晋王朝从此名存实亡。

　　二、沉重打击了反动的士族地主——起义军主要打击的是整个地主阶级，但遭受打击最沉重的却是地主阶级的上层，即士族。王、谢两大家族被起义军杀掉的著名人物，有王凝之、谢琰、谢肇、谢峻、谢邈（miǎo秒）、谢冲、谢明慧等，有的全家被杀掉。经过这次打击，以王、谢为首的士族势力一蹶不振。他们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在军事上，在谢琰被杀以后，北府兵落入寒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和刘裕等的手中①。士族从此走向没落。

　　三、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次起义给予东南八郡的士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不仅有利于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状况，也对这一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有所调整。有些土地回到劳动人民手中，有些佃客、“乐属”、奴婢、士兵的身份得到改善，或获得解放。这些身份得到改善或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多数成为自耕农或小手工业者，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这对于当时长期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3.刘裕代晋

　　刘裕，字德舆，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南徙丹徒（今镇江东南）。幼年家贫，及长，在北府兵中任将领，为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军的主力。在东晋统治集团中，是寒族地主的主要代表人物。

　　灭南燕、后秦 南燕是鲜卑贵族慕容氏建立的国家，在今山东和河南东部，以广固（今山东益都）为都城，屡次南侵，东晋的北边很不安宁。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伐，水陆并进，连破燕军。次年二月，就灭掉南燕。

　　后秦是羌族贵族建立的国家，在今陕西、甘肃和河南西部，以长安为都城。桓玄、谯纵叛乱，都得到后秦的支持。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的统治集团发生争权斗争，刘裕乘机出兵两路，于次年八月攻破长安，灭掉后秦。

　　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千数。”①伐后秦时，军粮不继，“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②。可见这两次出兵都得到北方汉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

　　整顿政治、经济 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③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④。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官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废晋建宋 刘裕由于功高权大，在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任相国，封宋公。次年，进爵为王。又次年，安帝死，恭帝立，刘裕辅政，掌握东晋军政大权，而且“冕十有二旒（liú流），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乐舞八佾（yì艺）”。①几乎已是皇帝了。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恭帝禅（shàn善）位，刘裕正式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年号永初。

　　三、南朝各代的更替

　　刘宋建立，中国的南方开始了“南朝”时期。南朝相继出现的王朝为宋、齐、梁、陈。此四个朝代的统治时间都很短，各为几十年，最后为隋朝所统一。

　　1.宋

　　刘裕称帝二年即死了。其子文帝即位，继续执行改善政治、发展生产的政策，还多次免除人民所欠租赋，赈济灾民，因之社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史称文帝时为“元嘉之治”。

　　但在元嘉后期，刘宋统治集团内部又一再发生争夺帝位之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被他的长子刘劭所杀，刘劭自立为帝。不久，刘劭又为其三弟刘骏所杀，刘骏即帝位（孝武帝）。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yíng营），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①从此，宗室诸王间，内战连年不断，政治更加黑暗，横征暴敛日益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人民不断起义。

　　刘宋末年，皇族之间又连年混战，大权集中在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刘准，自立为帝（齐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

　　2.齐

　　萧道成称帝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他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主要有继续实行“土断”政策，整理户籍，减轻租税等，还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②这些措施起过一定的作用。可是，萧道成在位四年就死了，此后，他的子侄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后来便爆发为内战，父子相杀，祖孙相杀。萧鸾（道成侄）于公元494年，连杀两个新立的皇帝①，夺得了帝位（即明帝）。在位五年，把萧道成和武帝萧赜（zé责）的子孙几乎都杀光了。政治之黑暗，是历史上少有的。

　　萧道成死后，社会就日益动荡不安。公元485年（永明三年），唐■（yǔ宇）之在富阳（今属浙江）领导农民起义，各地农民纷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到三万余人，次年攻占钱塘（今浙江杭州），自立为帝，国号吴。后来益州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下去，可是齐王朝的统治已被大大削弱。和帝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治襄阳）萧衍率兵进入建康，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次年，衍为相国，进爵梁王。不久，自立为帝（梁武帝），国号梁，史称萧梁。

　　3.梁

　　梁武帝即位后，为了使他的统治能够稳定，使他的子孙能永保江山，就采取了对皇族、官僚、地主在生活上优容、在政治上严加提防的方针。他给予宗室诸王以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却严加提防他们的政治动向。至于他们残酷地剥削人民一事则不问。

　　梁武帝为了麻痹广大人民，还极力提倡儒学和佛教，以粉饰太平。建康城内外修建了许多寺院，他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群臣又聚钱把他赎出。

　　就是在他这样的统治之下，“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pì譬，法）者接门。眚（shěng省）灾亟降，囹圄（líng yǔ玲予）随满。”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在梁武帝统治的后期（太清元年，547年），东魏大将侯景降梁。侯景原为东魏河南道大行台，有士卒十万人。降梁不久，即又叛变，并渡江围攻建康。梁武帝的子孙各拥兵不救。太清三年三月，建康城被攻破，城内原有十余万人，在被围的一百多天中，几乎都被饿死，活下来的只有二、三千人，梁武帝也被饿死。侯景纵兵焚烧抢劫，建康城化为焦土。侯景自立为帝，国号汉。旋被镇守江陵的将军王僧辩和陈霸先击败。侯景在逃跑时被部下杀死。梁武帝之七子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元帝），后为西魏所杀。陈霸先立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敬帝），自掌大权。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敬帝自立（陈武帝），国号陈。

　　4.陈

　　陈霸先只在位两年，就病死了，由他之侄陈蒨继位，是为文帝。陈自建立后，江陵、襄阳以西为西魏（北周）所夺，江北则为北齐所占。江南的土地，中央能控制的也不多。如湘州、桂州、广州等地的刺史或郡守等，多拥兵众，割据一方，不听中央的命令。

　　陈朝末年，陈叔宝为帝，大建宫室，奢侈荒淫，政治黑暗，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流离失所。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攻破建康，陈叔宝被俘，陈亡，隋朝统一中国。

　　四、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

　　农业技术 两汉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以种水稻为主，“火耕水耨”。虽然铁农具在推广，毕竟还不很普遍，许多地区亦未开发。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东晋建立前后，自北方南来的人口中，有许多农民，为开发南方增添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南来，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尤其使铁制锸、铲、、锄和犁铧等工具及深耕细作、积肥粪田等技术得到推广，因之南朝时期的农业技术有很大的进步。

　　水利 这一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有新的发展。东晋时期，在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修建的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在乌程（今浙江湖州）修建的荻塘，溉田千顷。又修复芍陂（quèbēi却碑，在今安徽寿县），溉田万顷。南朝时期，在荆州枝江开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①这也是“获湖”名称的由来。

　　与兴修水利的同时，各地大量围垦湖田。刘宋时期，山阴县田少人多，有大量的贫苦农民迁移到余姚、鄞（yín寅，今浙江宁波）、贸（今宁波东）三县，开垦湖田。沿海的一些地区还修建了海塘，以保护农田，免受潮水侵袭。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沈约曰：刘宋时，“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ěn忍），则数郡忘饥。”②

　　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衡。三吴地区最发达，此外，鄱阳湖、洞庭湖沿岸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其他地区仍相当落后，铁农具和耕牛缺少，以火耕水耨为主，耕作粗放。

　　官僚地主庄园 官僚地主主要是士族地主。他们的庄园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庄园广大，田地众多——一般庄园，都有良田数十顷至数百顷，甚至还会更多。庄园内有山有水，灌溉方便，生产条件比较好。这些田地并不都报官纳税。

　　二、依附农民多——一般庄园的劳动者都是依附农民。他们当中有土著农民，也有来自北方的侨人或其子孙。这些依附农民多在官府无户口，是地主的私家农奴。

　　三、自然经济——一个地主庄园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按照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和保证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要求，进行多种经营。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蔬菜、桑麻、药草等等。此外，还有手工业，如纺织、刺绣、酿酒、制饴（yí仪）、冶铁、铸铜、制竹木器等。手工业者多由农民充当。就整个庄园内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是自给自足的，依靠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很少，为市场提供的商品也不多，所以商业不甚发展。

　　四、封锢山泽——山林川泽在东汉以前，都归国家所有，劳动人民可以进入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东汉后期虽有官僚、大地主侵占山林川泽，但所占数量不多。可是东晋、南朝时期，地主们把许多山林川泽圈占为私产，不许劳动人民进入。《宋书·武帝纪》（中）曰：“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值）。”这实际侵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部分重要生活来源，因之也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地主在庄园中拥有武装，又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和奴婢，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实际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他们与官府既勾结，又有矛盾，情况一有变化，就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

　　寺院地主庄园 南朝的不少皇帝就笃信佛教，并大造佛寺。如宋明帝造湘宫寺，梁武帝造大爱敬寺，都是有名之事。可是所费之钱，都是搜刮人民而来的。当时虞愿就曾当面批评宋明帝造湘宫寺说：“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①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每个佛寺都力求宏大壮丽，亦都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其他财产。各个郡县也有很多的佛寺，每个佛寺同样都拥有众多的田产和僧众。

　　寺院经济和世俗的官僚地主的庄园经济差不多。上层僧尼就是寺院地主，他（她）们坐食、空谈，生活奢侈，勾结官府，欺压人民。寺院中有人数众多的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多来自破产的农民或其子女，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他们终年为寺院种田、劳作，不得温饱。寺院还占有佃客，为他们耕种田地。僧尼、白徒、养女乃至佃客，多无户口，是寺院地主的私有人口。寺院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借贷要以黄金、白银、衣物、耕畜、农产品或其他财物为抵押。这样的借贷关系是我国早期的典当业。

　　2.手工业

　　东晋南朝时期，手工业相当发展，这是南方的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冶铁业 冶铁业以官营为主，当时著名的冶铁地点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和冶唐（今湖北武昌）等。所制铁器有锄、斧、凿、釜等农业和手工业及生活用具，还有各种兵器。地主庄园内也多冶铸铁器。冶铁时，多用水排以鼓风。在炼钢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陶弘景的“灌钢”法，把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再加锻打，可以成为优质钢。还有一种“横法钢”，是经过百炼而成的。

　　青瓷业 青瓷业有很大的发展，三吴地区是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多饰以莲花纹，光泽度也在不断提高。三吴地区之外，不少州郡也烧造瓷器，技术水平相当高，有的接近于三吴地区的水平；在造型和釉色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瓷器的大量生产，部分陶器、金属器和漆器，已为瓷器所代替。

　　纺织业 纺织业有丝织业和麻织业，相当发展，主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副业。许多地区的农民，掌握了很高的养蚕抽丝技术。如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一年培育四、五辈蚕；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培育八辈蚕，都能做茧抽丝。所以每年三至十月，都是育蚕、抽丝季节。

　　江南在三国时期，丝织技术还较落后，没有织锦业。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时，将长安的百工迁于建康，建立锦署，让他们生产锦，从此织锦技术也传于江南。

　　用亚麻织布的技术也有进步，夜间浣（huàn换）纱，天明即织成布，叫做“鸡鸣布”。

　　造船业 江南多水，自古以来重视造船业。三国以后，南方的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内河有较小的船只往来运输，海上有巨型船只远航各地，或远达外洋，大船载重可达二万斛。刘宋时，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①。侯景之乱时，出战舰千艘②。可见当时江南船只之多。

　　造纸业 南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造纸业的迅速发展。造纸的原料除用麻、楮（chǔ楚）皮外，还有桑皮、藤皮。三吴地区及剡（shàn善）溪（今浙江嵊县）、由拳（今嘉兴）等地产的藤纸，都很有名。由于造纸原料多了，造纸技术有提高，纸的产量增多。质量提高，成本降低，所以纸就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3.商 业

　　国内商业 江南的商业也有发展。不过由于地主庄园很多，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特点突出，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首都建康的商业最发达，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很多。此外，江陵、山阴、成都、寿春、襄阳、番禺等，都是一方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也是一方的商业中心。主要商品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粮食、绢、绵、纸、席、青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盐等，此外，还有玛瑙、琉璃③、玳瑁、香料等奢侈品，主要是供给贵族、官僚和大地主享用的。

　　南方的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miǎn免）江（汉水）和郁水（粤江）及其支流，几乎遍布于南方各地，构成两大水运系统，把许多城市和乡村连结起来。

　　海外贸易 东晋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展，番禺是最主要的口岸，当时有载重二万斛的大船远航南洋各国，西经印度洋，远达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这些国家的海船也经常成批的前来。东晋末年（399年），高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去时自长安西行，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尼泊尔。回来时，乘船赴狮子国，又到爪哇岛，本来可航行到番禺，因中途遭遇大风，于公元412年（义熙八年）漂到青州长广郡劳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当时我国自西亚、南亚和南洋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玳瑁、珠玑、琉璃、香料等，输出的商品以绫、绢、锦等丝织品和丝为主。

　　南方和日本之间有海船定期往来。所经路线有南北两条。北线自长江口沿今山东半岛南部，经百济，到日本；南线自会稽东冶（今福建福州）出海，经夷洲（今台湾）之北、琉球，到日本。两国之间不仅有商品交换关系，刘宋时期，中国的一些织工、缝工、陶工随日本使者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纺织业、缝纫业、制陶业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复习题：

　　*1. “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有什么政治含义？

　　*2. 略述“淝水之战”前秦失败、东晋胜利的主要原因及这次战役的历史意义？

　　3. 孙恩、卢循起义的原因是什么？

　　4.应当怎样评价刘裕？

　　5.什么是“封锢山泽”？

　　* 6.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南方的主要手工业有哪几种？

　　* 8.简述东晋南朝中外交通的状况。

　　重要名词：

　　* 祖逖* 桓温* 苻坚谢石谢玄孙恩卢循 *刘裕侯景

　　*陈霸先法显侨置土断

　　参考书：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五章第三节。

　　2.张传玺、张仁忠合著：《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十二讲《东晋和南朝》。

　　3.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肆］二（三）、（四），三。（选读）

　　4.《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

　　① 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
① 依次见《晋书》之《王敦传》、《王导传》。
② 依次见《晋书》之《王敦传》、《王导传》。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之壤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①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①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②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③ 李雄称成都王，国号成。公元338年李寿（雄侄）改国号汉。
④ 《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① 东晋都建康，军府在广陵，位于建康北，故称北府。
② 《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③ 《集韵·模韵》：“苻，氐姓，本作蒲，至苻坚（按：应为苻洪）更改为苻。”旧读pú，今通读fú。
④ 《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① 以上均引自《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① 《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② 《世说新语·尤悔》。玄，玄虚、玄妙之意。《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③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
① 《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剪发，为僧。复除，免役。
② 东南八郡：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
① 《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
②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卢循传》。
① 以上均见《晋书》卷一○○《卢循传》。
① 寒族：门第寒微的家族。亦称寒家、寒人。
① 《宋书》卷一《武帝纪》。
② 《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
③ 《晋书》卷八五《诸葛长民传》。
④ 《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
① 佾，乐舞的行列。天子用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
①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附《刘骏传》。
②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
① 齐郁林王萧昭业和海陵王萧昭文。
① 《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何之元《梁典高祖事论》。抵文，即抵法，依法受刑。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五《荆州枝江县》。
②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
① 《南史》卷七○《循吏列传·虞愿传》。虞愿任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
① 《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附《沈攸之传》。
② 《梁书》卷三三《王僧辩传》。
③ 琉璃：璧琉璃的简称，亦作流璃、流离，各种天然有光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