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三千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分法很多，有分两段的，分三段的，分四段的，分五段的，分六段的，角度不一样，都能讲出一番道理。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试验本·限选·全一册》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六段：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秦汉是封建大一统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隋唐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是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元、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

　　下面就谈谈新编高中课本有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棗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科学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问题。元明清三代对我国今天疆域的形成都有重要贡献，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尖锐、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日本朋友就问过我们，“中国”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我们告诉他：“中国”这个概念，从文献上看，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中庸》里。《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子思是孔圣人的孙子。《中庸》上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我国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因国力强盛，文化发达，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影响四周少数民族，故号称“中国”。但是，“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期，河南南部，楚国这一带就不算“中国”，后来楚国强盛起来，跟华夏诸国交往频繁了，地位接近了。西方的秦国反而被“夷狄遇之”，“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秦孝公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马”，遂立志变法图强。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形成，中国的范围大多了。到南北朝时期，南朝鄙视北朝，称之为“索虏”；北朝也鄙视南朝，称之为“岛夷”，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隋唐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重新出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中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辽宋夏金时期，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都以“中国”为荣。像辽，本名契丹，后来多次更改国名，有时叫契丹，有时叫辽。“契丹”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呢？根据出土于1930年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大中”，所以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在俄文、希腊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中，“契丹”都被作为对中国的通称。西夏人自称“大夏”。夏，是华夏的简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是夏。中国也称“中夏”。汉朝班固的《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大夏”同“契丹”一样，也含有“大中国”的意思。元明清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第三次重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拥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五十几个民族，十几亿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她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这个“发展”，使她跟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这个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我们也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她。

　　今天的中国，是个新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有了这个认识，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全面的理解。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要破除封建王朝史的旧观念；再一个是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第三个是要考虑到外交活动的需要。

　　或许有人说，讲历史，今天这个“中国”的概念不能使用，因为过去不这样用。这种观点看上去似乎很客观，很尊重历史，实际上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显然是受了封建王朝史的影响。封建史学家往往把一个王朝的疆域，看成是中国的疆域，认为王朝变了，中国疆域也变了。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因为过去历代王朝统治的疆域是有变化的。拿过去王朝统治的疆域的变化，来说明中国疆域的变化，不能说它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看历史问题，不能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随着历史的前进，过去的事情在新的环境里会取得新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之下，那是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考察问题，反而看不出历史的全貌了。北宋文学家苏轼写过一首《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的词，在这首词中，他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概念是有帮助的。词中写道：“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词人想象棗站在武昌黄鹄山上的黄鹤楼，俯瞰滚滚的长江，那波涛的颜色，“恰似葡萄新酉发 醅”，绿得醉人；这醉人的绿水，包含着上游的“岷峨雪浪”和“锦江春色”。这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她的色彩包含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特色。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关系，是全体和局部的关系。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如果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用哪个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呢？用春秋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战国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隋唐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很显然，它们都不行，因为用它们当中的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就失去了基准，就无所适从。

　　我国自古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汉族的文化发达，走在各民族的前列，所以形成以它为主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汉族主义盛行，少数民族受到歧视。这种流毒至今没有全部肃清。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封建国家高度统一，特别是唐太宗，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被各族人民拥戴为“天可汗”。可是到了宋朝，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如果按照封建王朝史论者的观点，只承认宋朝是“中国”，不承认‘西夏”和“契丹”是“中国”，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人家会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为什么在唐朝属于”中国“，到宋朝就不算“中国”呢？？请问，怎么回答人家。我想，正是因为宋朝统治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上，不承认人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属中国，所以，人家少数民族政权才称“契丹”、“大夏”，公开声明自己是“大中国”。“往事越千年”，我们苛责古人是没用的，重要的是汲取教训，不重犯古人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破除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能理解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就是给人家泼冷水。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小事情，不是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为它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稳定。当今世界上很多麻烦，都是由民族矛盾引发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征服王朝论”在国外史学界甚嚣尘上。其创始人是美国史学家魏特夫。他在《中国社会史（907～1125）》的第九章里，讨论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提出：“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地分成十大部分（阶段）一半可以归入“典型”的中国模式，另一半可以归入征服模式。”下面是魏特夫编制的图解表：

帝制中国史

（公元前221～公元1912年）

Ⅰ典型中国王朝 Ⅱ征服（和渗入）王朝

秦和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分裂时期的中国王朝（公元220～公元581年）
魏（拓跋）（公元386～公元556年）
以及其前后建立的夷狄王朝

隋和唐（公元581～公元907年）
宋（公元960～公元1279年）
辽（契丹）（公元907～公元1125年）
金（女真）（公元1115～公元1234年）
元（蒙古）（公元1206～公元1368年）
　

9．明（公元1368～公元1644年）

10．清（满洲）（公元1616～公元1912年）

　　从这幅图解表上，我们可以看出，魏特夫把中国汉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典型中国王朝”，而把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征服（和渗入）王朝”。他还特别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的非汉族特点。言外之意，他不承认拓跋、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中国人。这种“征服王朝论”不过是西方所谓的“中国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世纪50年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童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遏制、分例、颠覆新中国政权。征服王朝论是为帝国主义反华政策服务的。说到这里，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一些同志依然有意无意地抱着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放，恰好帮了人家的忙，给我们自己的外交活动带来麻烦。

　　或许有人说，契丹、西夏、北宋各有疆域，并立争雄，它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难道为了外交活动的需要，就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吗？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为求索真实，我们总是努力突破导致主体化历史背离客观历史真相的种种局限。前面我们讲过，契丹、西夏、北宋都自以“大中国”为荣。宋辽“澶渊之盟”的内容之一是：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宋夏议和，夏得宋“岁赐”，夏王元昊向宋称臣，而且称“父大宋皇帝”。他们彼此自愿承认亲属关系，这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是个“大同”。不错，他们之间存在着争斗，但是，这种争斗是“大中国”的家族内部之争，争的是谁掌家。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吗？再客观一些，让我们看看当时西方人是怎么认识西夏的。宋朝时，有个叫艾瑞士（Earish）的西西利人(Sicily)写过一部地理书，其中叙述西夏部。他称西夏为“外秦”，并解释说，“盖因其地多华人，且其名曰大夏，有类中国也。”这位古代的外国作家显然不带有现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偏见，又生当其时，西夏在他的眼里，“其地多华人”，这显然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其名曰大夏”，这是西夏人自己的观点；“有类中国也”，意思是“跟中国是一样的”，这是艾瑞士的结论。艾瑞士没有像魏特夫那样去挖空心思，寻找西夏国的“非汉族特点”。请问，他俩的看法哪个更客观，更真实呢？如果还有人认为艾瑞士是个孤证的话，再举一个简单的例证，那就操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称，是“契尼塔”或“契尼多”，来源于西班牙语“chinita”，而它正是“契丹”的音译。

　　19世纪初，欧洲莱茵河畔的一位大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了全世界文明古国的兴衰史。他发现“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对于这个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我们究竟怎样看待她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呢？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当是当今中国五十几个民族曾经活动的那个舞台。它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因为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就要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我们写中国历史的一个大的原则。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问题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关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旧课本把郑和下西洋写得非常简单，重点突出了它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这一点在高初中课本里是一样的。这种写法既没有显示出高中课本跟初中课本在知识层次上的差别，又没有引导师生对郑和下西洋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从教学实践上看，表面看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产生了负面效应。新课本对郑和下西洋的写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点，引导师生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发展过程中考察郑和下西洋，避免了由于孤立地看待郑和下西洋，而产生的认识偏差。我听过不少教师讲郑和下西洋这节课，由于课本是孤立地谈郑和下西洋，突出的是中外经济交流，世界航海壮举，教师利用电教手段，生动地展示航海路线，形象地再现交流场面，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朝前期，国力强盛，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进行主动外交，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往来。”教师的课讲得非常吸引学生，孤立地看他的结论，似乎也无可挑剔，实际上这里出现了偏差。明朝前期的对外政策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遣使四出，广加招徕，努力加强与周边邻国的正常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不许私人出海贸易，也不准外国人来华经商，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外交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两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说它是主动外交，开放政策，一点不错。但是，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关闭中外民间交往的那扇大门，海外贸易完全被政府垄断，这跟宋元时期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相比，已经趋于保守和内向，是退步了。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这个时代特征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新课本写郑和下西洋，特别点出“明成祖靠国家的力量垄断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外贸易，派郑和出使西洋。”目的是引导师生从我国古代对外关系发展过程这个新视角去考察郑和下西洋，全面地认识它的意义。

　　第二点，旧课本讲郑和下西洋重点放在中外经济交流，没有涉及它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深远影响，这就不能比较全面地揭示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意义。新课本为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充实了不少新的内容。如：从文字上，增加了“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的内容，并指出：它“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自古就重视礼尚往来，反对恃强凌弱。明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但郑和在海外从未“仰仗天威”，欺负小国弱国。在爪哇岛，郑和的部下被误杀170人，郑和并没有使用武力相报复。郑和在旧港与锡兰的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郑和带领近三万人的武装，在海外没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没掠夺别国的一草一木，更没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这与半个世纪以后涉洋东来的西方殖民者的强盗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新课本增加了”郑和航海期间，许多国家的首脑和使臣，搭乘中国宝船来华访问”的内容，并举出：“仅1423年就有16国使节，率1200人，随郑和来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外交往频繁、使节级别提高、交往范围扩大等方面，来认识郑和下西洋确实把中国同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图片上，新课本增加了山东德州苏禄东王墓的照片。这既是对文字记载的印证，又能增强课本的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

　　第三点，揭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我听一些教师讲郑和下西洋时，不只一次地见到教师出示《郑和、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航海活动比较表》，从航海时间、船队规模、船体大小、船上设备、航海次数等方面进行比较，结论是“郑和比西方航海家伟大”。每逢讲到此处，教师看到学生表现出的骄傲自豪的感情，很欣慰。评课时，大家也往往肯定教师成功地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可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这里面也不无偏颇。郑和的确伟大。我们的课本也说：郑和航海，“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是空前的。他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不愧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不过，你要通过简单的比较，非要把“最伟大”或“比西方航海家伟大”的桂冠送给郑和不可，恐怕会引起异议。因为郑和受历史局限，他的航海活动并未能像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那样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后果，其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为了引导师生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郑和的航海事业，新课本揭示了郑和航海的历史局限。这方面内容的课本是没有的。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从经济上考虑的。明成祖通过“清难之役”，夺取了皇位，从传统观念上看，这是“篡逆”行为。因此，他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怀疑，甚至攻击。著名文臣方孝儒甘冒灭“十族”大祸，也不为朱棣起草登极诏书，就是明证。明成祖要郑和出使西洋，“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皇帝声望。那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尚存，史书上称“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明成祖登基后曾常驻北京，摆出与蒙元势力决战的姿态。他自然不愿南方多事，以避免南北受敌。郑和下西洋，也是贯彻明成祖的这种战略意图。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著名使臣很多，像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李达、陈诚多次持节赴西域。他们都是为了贯彻明成祖安定周边的战略。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西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的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新课本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归纳为三层意思，即“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和“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的需求”，这三层意思的份量依次降低。受目的的制约，新课本指出了郑和航海的历史局限，“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的负担。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郑和下西洋不以发展海外贸易为目的，缺少持久的经济推动力；再一层是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的负担。这里所谓“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是指无论郑和到海外交易，还是西洋贡使来华，明朝政府都不考虑外国贡纳多寡，回赠却十分优厚。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种赔本的买卖，对广交朋友，加深情谊，固然有积极作用，但不断赔本，使自己在经济上难以坚持下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郑和航海的壮举不但未能像哥伦布等人的航海那样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后果，而且终因明朝国力衰退，宣德以后便成绝响。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认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这样才有助于学生全面、正确、公允地评价郑和，避免因评价偏颇，而潜滋暗长的虚骄之气对学生思想的侵害。

2、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到清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得到发展。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发展十分缓慢。旧课本讲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明朝的经济”和“清朝前期的经济”两节课里讲的。在“明朝的经济”这课里，讲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情况。在“清朝前期的经济”这课里，讲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情况。两者讲得都非常简略。不少师生向我们反映说：“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太抽象，不容易理解。”新课本把明清的社会经济放在一起讲，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口气讲完，内容比旧课本讲得要详细些。但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当复杂，课文篇幅有限，仍然不可能讲得很透彻。为了帮助教师理解课文，我在这里抽出两个问题讲一讲。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是什么，怎么理解它？资本主义萌芽，是由“资本主义”和“萌芽”这两个词，或者说这两个概念，组合而成的。“资本主义”这个词，从生产关系上，限定了它的性质，即雇佣关系。“萌芽”这个词是个比喻，它限定了事物存在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叫“萌芽”呢？举个事例，我们把一粒松树的种子埋在土里，不久以后，它发芽了。这时候，我们能管它叫“松树”吗？不能，因为它还没长出木质的躯干，我们只能叫它“松树的萌芽”，可它的前途，发展方向，是“松树”。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就是“处在萌芽状态的雇佣关系”。它的前途，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个问题，新课本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有一个估计，“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从明中后期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虽有壮大，却无突破，始终在萌芽状态中徘徊，整个生产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何在？新课本指出：“究其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下面列举了封建制度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表现。受课文篇幅限制，新课本写得非常简略。我们在这里补充介绍一些内容，希望能帮助教师理解课文。

　　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它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强有力地推动着自己的国家冲破封建的牢笼，步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生灭灭，循环往复，终究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能在西欧腾飞，得力于重商主义的推行，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历史同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断遭受摧残，要归罪于重农抑商政策，而重农抑商政策是从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逐渐形成的传统观念。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明清两代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明清两代屡次颁布禁海令，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规定：“片权不许下海”。《大明律》规定：“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入官。”

　　明神宗派宦官充矿监税使，在工矿业发达地区，广设关卡，处处征税。清朝在全国城镇、交通要道，遍设税局，叫“内地常关”。征税范围几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一船灯草，只值一两多银子，而船税和货税却要交三四两银子，小商最后只得弃船逃跑。

　　明政府还建立岁办和采办制度来盘剥商人。所谓岁办和采办，乃是一种皇差，购置的物品比唐代宫市还广泛。由各地向皇帝进贡土特产，叫做“岁办”。通过官府向商人购买，叫做“采办”。采办，名为平估，实际给的价钱非常少，往往弄得商人苦不堪言。

　　由于从事工商业必须承担风险，封建地租、高利贷就有更大吸引力。在明清两代，那些徽商、晋商发财以后，都广置田地，开办当铺，认为田地是最可靠的产业，放高利贷可以安坐获益。这就大大阻碍着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总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条理由，但这些理由归根到底，都是由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