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农”学者中，他不强调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再紧盯着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不那么关心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

贺雪峰重新解读了农民之苦。“农民的苦，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恒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激赏、质疑、斥责皆来。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这个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学者，正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三农学者之一，也正在成为一个观点异类的“少数分子”。2007年，他的新书《乡村的前途》出版。他说，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

1999年，贺雪峰找到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副主任的赵树凯，拿着自己刚刚完成的田野调查———50名村支书访谈手稿。这打动了赵树凯，适逢他向香港中文大学推荐访问学者，想到了这位青年。赵树凯当时只记得：他操着湖北口音，来自一个地级市的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贺雪峰回到华中师范大学，第二年便成为教授，时年34岁。

他曾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说：“西方话语和强烈的道德情绪，会屏蔽我们的视野。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到经验领域，在经验中不断发现悖论，不断去发问：这个该怎么解释?”贺雪峰说，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是他今天做农村研究的真正想法。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贺雪峰说，“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国土，没有任何理由依据二手资料来构筑经典。”在每一个地方，他坚持去最平常、最没有特异性的村落。在1999年前后，主要研究村民自治的贺雪峰感到，单纯的制度研究无法理解中国农村。贺雪峰开始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步一步地展开。

最近10年，他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农村驻村调查。他说，“农村的信息不只是农民的话语，更是无数人家的家具、住房、饭菜，无数农民的穿戴、表情和眼神，是农村内在生活的逻辑，是农村所提供的全部见闻。”贺雪峰认为，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让他获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评价：“一村一理论”。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那么简单”。37岁那年，这个没有读过博士的学者，成为博士生导师。

斥责者问：“凭什么不让人家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贺雪峰日渐引人侧目。一位知名农村研究者对贺的概括是：反市场。对此，贺的回应是：不能惟市场。“当不可再生资源及环境负载极限到来时，与自然为敌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将被淘汰，而9亿中国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拯救与自然为敌的西方文明的可能方式。”对贺雪峰而言，“乡村的前途”背后是中国的前途。他不理争议，仍走田间，就是想要把这两个巨大的前途连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