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文革噩梦中走出的中国人，充满着兴奋与激情，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整个知识界都在探索着从西方寻找资源和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是波及全国的哲学讨论拉开帷幕——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性欲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都成了人们的讨论热点，同时大量西方著作也被翻译和出版。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起初，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朱正对于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有些犹豫，但出版社的其他同事热情很高。于是，他们想仿照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删节本《金瓶梅词话》的办法，决定此书出版后凭购书证购买，把图书发行限制在专业范围。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还真的印了一大堆购书证，但这些购书证最终也没用上。其时正是1986年10月。

这一年的10月19日，朱正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间隙，他抽空到国家出版局去看朋友，闲谈中说起要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事，朋友连忙告诉他：这书不能出，漓江出版社报了这个选题，没有被批准。

回到湖南，朱正想停止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却遭到一致反对。大家说，国家出版局的文件是给漓江出版社的，又不是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不用管它。发行科更是情绪高昂，征订数字逐日直线上升，开印前一天还说是30万册，到开印的时候，就是36万册了。原来说的要凭购书证购书，这话也不再有人提了。

1987年1月中旬，书印出来了。当时的场面真是壮观，订了货的书商安排汽车在印刷厂门口等候，书装订好一批就运走一批——这种场景在出版界，大概很难再现了。

面对如此热销的市面，武汉一家书店后悔了，因为当初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征订单，他们没有要书，这时转过头来想要订货，却遭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科的奚落。

而这家书店的负责人正好曾经是中南局宣传部前副部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的部下，他于是写信给熊复，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熊复把信转给邓力群，邓力群马上作了批示。于是没有几天，查禁的命令来了。

“当时的情形就像遇到了一场大风暴一样，社里派人四处追回已发出去的书。当时有人提出把全部存书销毁。我说，只把还没有来得及装订的化浆吧，已经成书的都封存起来，听候处理。”朱正回忆道。

尽管朱正据理力争，说明劳伦斯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最终也救不了湘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为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有关负责人李冰封、黎维新受党内警告处分，戴超伦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正不是党员，受行政记大过处分，他不久就因此不再担任总编辑。

2004年1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廊桥书系”中的一本，这部世界名著再次出版，译名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一版印数50000册。出版业的逐步开放，成了中国观念开放的某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