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政治

生于1562年，逝于1633年的徐光启是一个值得言说的人物，他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共有五件：一、提倡农学引进番薯；二、练兵和造炮；三、编纂《农政全书》；四、与利玛窦合作译《几何原本(前6卷)》；五、组织编纂《崇祯历书》。

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国的达芬奇……徐光启死后，人们不断给他戴上各种帽子，后世之人或各取所需，或避重就轻，历史叙述总是躲躲闪闪，及至今日生活在徐家汇的青年“不知有徐”，而徐氏身份符号的演变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徐光启的众多身份中最让国人难以启齿的是“天主教徒”。

2003年徐光启墓按照1903年重修的样子被复原，把墓碑前的十字架也修复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欧洲所所长陈乐民积极评价：“我认为这很重要，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徐氏本人的尊重。”2007年11月，中外学者们在上海公开谈论“徐光启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承认历史，承认事实。

民族主义的解药

在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徐光启还有“另外意义”，即传递徐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温和主义”路线，不啻为现今不断鼓噪的民族主义开出的一剂解药。

“徐光启的时代，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能够正视中国学术的弱点。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具有自信，并不认为学习西方的长处，就会毁灭自己的文化，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1600年的中国，徐光启是少数几个了解世界局势大格局的士大夫之一。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徐光启才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徐光启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这是徐光启为学习西方文化划定的循序渐进三阶段。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

无疑，4个世纪前徐光启接触西洋文化时的自信和温和态度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徐氏在封闭的中华帝国师事洋人，且昄依耶教，足见其见识卓然不同于常人，允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陈乐民亦评价说。

“徐光启的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李天纲介绍说，“那时，欧洲国王们不远万里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拿，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那时中国跟西方差距不大，中国人很有自信，见着西洋人不怕，只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国打不过洋人，见了西洋人，急得要命，心态就不好了。”“现在，中国还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优越感，羞辱感，自卑感融合在一起，欣赏林则徐的‘制夷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错误的。”李天纲认为，中国人应该超越林则徐，回到徐光启的高度，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感到误解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