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军歌首现抚顺

“九一八”事变后，生于辽宁清原，曾任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孙铭武动员哥哥孙铭久、弟弟孙铭宸(别名耀祖)等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征召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2005年10月1日，抚顺新闻网报道说，抚顺发现了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军歌。孙铭武将军的遗孤、90高龄的孙起老人仍能完整地高唱这首军歌。

1932年4月21日，包括桓仁、清原在内的辽东14个县一万多人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驻防桓仁的张学良部下、团长唐聚五被公推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孙铭宸被委任为第六路军第六旅旅长。两天后，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又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刊发始末

1932年夏，东北义勇军组建形成高潮，发展到30余万人。东北义勇军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据著名作曲家孟波回忆，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槃》(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

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当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接手，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洇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给作曲家聂耳。不久，聂耳就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并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词与歌谱珠联璧合，无可挑剔。但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海外。

田汉算不算抄袭?

田汉《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桓仁《告武装同志书》等歌词、宣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洋洋数千字，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

《军歌》的原词则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军歌》歌词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但有一点区别。《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959年，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原歌词加以更动。”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也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主题、结构，还是遣词造句，田汉的《军歌》歌词主要取材于《血盟救国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段歌词与《血盟救国军军歌》无关。《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告武装同志书》歌词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我认为，当年田汉收集的歌词素材上，未必就有词作者的姓名；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在一切出版物上，“抗日”都被删为“××”，因此，时局也不允许把抗日将领的姓名直接写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影响也更大。而联系到抗战特殊的历史时期，《血盟救国军军歌》基本上属于抗日民歌范畴。根据著作权法之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仍应视为田汉根据抗日民歌素材独立完成的“点石成金”之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词作家辛勤劳动的原则，考虑到聂耳、孙师毅等人贡献，将《义勇军进行曲》或《国歌》的歌词署名改为“田汉等根据辽东抗日民歌创作完成”，也许更加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