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幻象如同酒精的作用，长期麻醉中国的士大夫。即便是具有惊人洞察力的爱国者、诗人和学者，他们的灵魂也常常徜徉于自欺欺人的天朝迷梦中不能自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龚自珍、林则徐和曾国藩，均不能摆脱这千年酒精的麻醉作用。

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悲鸣的龚自珍做过礼部主事(正六品)。其精神也可嘉，其世界观也可悲。他在论说中国的对外关系时说：“我朝蕃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有隶理藩院者，有隶主客司者。……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琉球，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一曰意达利亚，一曰博尔都噶尔，一曰英咭唎。自朝鲜至琉球，贡有额有期，朝有期。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

所谓“西洋诸国，贡无定额，无定期”，事实上，西洋诸国来的大多是商人，而龚自珍一厢情愿地把他们视为贡使，是其天朝大国思想使然。

1841年，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之际，龚自珍去世。此前，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

龚自珍和林则徐曾经均为著名的“宣南诗社”成员。宣南诗社为鸦片战争前在京开明士大夫们的聚会组织，因在宣武门南而得名，其后期倡导经世致用，关注民生。但是，这些人的眼光毕竟有其局限，看到了国内，而不知有国外；看到了民生，而不知有外交。

故此，林则徐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把禁烟政策仅仅当成是国内政策，没有考虑到这一政策会导致国际纠纷，为禁鸦片，断绝与外国的一切通商，似显过于武断。这是其天朝礼治思想中的重大缺憾。

林则徐得知英国准备动武的消息后，认为“知彼乃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1839年9月)。又在得到葡萄牙人通报的、英国已将本土及印度的12艘战舰派往中国时，他发布总督谕令称“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1840年2月)。又在看到英舰四艘抵达广东海面后，他奏称“查英夷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乃运载鸦片”!(1840 年6月)。当英军已经占领舟山十二天之后，林则徐的奏折才到达北京(1840年7月17日)。三天后，浙江巡抚报称舟山失陷的奏折也到京。如此前后矛盾的现象，导致道光帝大怒。

可见，林则徐虽勇于任事、爱国爱民、精神可嘉，但传统思想之流毒也害其不浅!

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士大夫和民众的全面震动和反思。有限的几个人如魏源、徐继畬等，尽管开启了世界性的眼界，但其著述也不敢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公之于众。人们普遍的想法是，被迫打开的大门还需要紧紧关上，并把洋人的指头夹住。

至于曾国藩，要问他在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答案令人沮丧：尽管曾国藩是随后20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的确没有什么动静。

相信曾国藩能够看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那个夏天南方发生了重大“边衅”(边界冲突)的邸报。然而，30 岁的曾国藩一方面正投身于权臣穆彰阿门下，忙于向这位高官探讨理学，并结下师生之宜。在曾国藩《日记》中，对曾、穆交往的记述，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这年春天，曾国藩正居住在著名的海淀挂甲屯，等待翰林院散馆的考试。曾国藩的日记即是从道光二十年开始记，时年仅两人从翰林散馆，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另一人授翰林院编修。曾国藩还得到道光皇帝的接见，他洋洋得意地说“同年仅两人改部，三人改知县，馀皆留馆，可谓千载一遇”。

这挂甲屯之所以出名，一则传说杨六郎在此挂甲从征，二则传说吴三桂在此养有一叫陈圆圆的女人，三则是事实，即彭德怀被罢官后软禁于此。而曾国藩在此却潜心攻读理学，对于后来被认定为中国历史近代和古代分野的鸦片战争充耳不闻，怪哉。

试举曾国藩在当年六月初七日的日记中所述。曾国藩说自己留翰林院以后，不觉松了一口气。因而“日日玩仍。馀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曰日无可录”，达四十多天。他回想起自己在九年以前改号“涤生”的事情，如今“不学如故，岂不可叹 ”!于是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发誓“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由是观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曾国藩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等待的是另一次历史机遇。但就世界观而言，此时的曾国藩还处于似醒非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