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21日下午，时年50岁的老布什飞抵北京，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任期13个月。老布什有记日记的习惯——把他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倾诉在一台录音机上，然后再整理成日记。《乔治H.W.布什的中国日记》一书将于2008年5月出版，而美国《新闻周刊》12月24日提前刊出了其中部分章节，让外界得以解读当时的“红色中国”给美国前总统布什以及他的家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前总统布什和现任总统布什思想深处的中国观。下面是布什日记的部分内容——

1974年10月21日：去中国，因为好奇与神秘对前往中国的选择，我扪心自问：“我是为了逃避吗……是为了躲避新闻媒体和‘水门事件’吗?是为了躲避一切丑恶的事吗?是觉得前往中国是最简单的(解决麻烦的)办法吗?”我认为答案是“不”，(我去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好奇与神秘……

国务院里的人对我们的(新)对华政策吓得要死。国务卿基辛格因为把牌捂得太严，以至于再能干的(国务院)官员们也拿不出什么(中国政策)好创意。我当时希望能有机会结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不管可能会是谁。然而，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的政治本能告诉我，这份新工作值得一试，并且能干得不错。

1974年10月22日：猜猜看，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与丹麦首相会了面，当时有各种各样毛主席身在何处的猜测。丹麦人不方便说，因为他们发誓保密。有些人猜毛主席已经离开北京到乡下了，为的是好看看留在北京的领导人将怎么表现；还有的人猜测说，毕竟毛主席的岁数大了，所以应该还在北京家中。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在哪里，大家都在猜测，也在议论。这是有8亿人口的国家，但保密工作却做得非常出色。至少我们的耳内里听不到什么。神奇，真是太神奇了!

1974年11月1日：见小平，拘谨得忘了问问题

我前去拜访(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他个头很矮。当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先被人领到屋子中间与他合影。玛莎·霍德里奇(美国国务院外交官)和我一左一右地站在邓的两边。然后被领到会客室，我们会面的时间很长，讨论感觉不错……我告诉他，我们的中国政策应该有长足的发展才是。邓小平显得很冷静，他准确地给出了农业人口数据。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谈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但邓还是谈及对印度的关注。不过，由于我太拘谨了，所以来不及问中国(为印巴冲突)做了些啥。

1974年11月3日：有冲突，有些事很无奈

我们的一个人昨天在明朝陵墓(注：指十三陵)遇上了麻烦。他驾驶车辆的两个前轮压过了立有“外国人不准入内”牌子的警戒线……两个半小时的混乱后，来了一些其他的军官，然后就让我们的人离开了……这让我看到友谊、宴会和热情以外的另一面。总之是不太灵活，不太容易理解的一面。

另一个例子。我的办公室需要挂一张地图。国务院官员莫·莫林把一张地图交给一个中国木工，请他帮着加上框。然而，那个木匠却回来了，与莫林愤怒地争吵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颜色怎么能不一样呢?因此，这张地图是“坏地图”等等。这件事闹了好一阵，而莫林一筹莫展，最后只能认了。

1974年11月17日：看新闻，对骂美国感到不忿

在“红色新闻”上看到对美国的抨击，会产生愤怒。中国感觉它必须攻击美国——帝国主义、掠夺小国等等。可我心里却这么想：中国领导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公开坦诚，怎么做到开放，怎么做到“信守承诺”?还有，中国知道我们会在同样的领域还击吗?我们没有那么干。但我真不知道，假如我们也还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1974年11月26日：基辛格让人怕得要死

简直不敢让人相信，手下的人对基辛格是怕得要死：“他要来吗?他真的要来吗?”

我参加了基辛格与邓小平的多次会面。基辛格在与邓的会面中表现得非常聪明，对历史和国际局势有很深的把握，他应该是最出色的。这与他对手下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周三早晨的会晤中，他大声地嚷嚷：“我要我的手下，我要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让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可他们现在在哪里?”我这才明白，他就是这样保持工作节奏的。

1975年5月29日：跟中国人深交不容易

我觉得挺惊讶的，跟中国人深交会是那么地难。那是一项很难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比其他美国人与中国人有更好的私交。但当你与他们深交时，你会觉得你想拿起电话找到某个人，然后交谈东南亚或者俄罗斯局势这样的事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事，他们想交流，他们会打电话找你，但在大事上，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景。

1975年7月30日：怀念北京的自行车铃声

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声音：清晨，公园里的歌唱声，许多公园都有非常动听的歌声；孩子们走队列时“一二一”的口令声，北京城内从来不间断的喇叭声、自行车铃声，以及孩子们在公园玩耍时的欢笑声，还有就是不论是在火车上、公园、大楼，以及其他地方随处可听到的大广播传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