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启超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中，

“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古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玩乐的发明层出不穷。从大类来分，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戏、博奕、博戏、益智游艺、文字游戏、酒令、禽戏等。要是见一个说一个，那估计说上一整天也说不完。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玩法，填补着我们祖先们的业余时光。

弄虫蚁：古人的宠物世界

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古人弄虫蚁，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佚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建之时，官僚们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炙粱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驾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对薛翁赏赐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

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蝦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训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对斗蟋蟀形容得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鹌鹑、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譬如清人程石邻所著《鹌鹑谱》。此书条理分明地讲述了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把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堪称斗鹌鹑的权威之作。相形之下，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各种反应和表现一一详解，加之文艺家的润色之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读物。

边吃边玩

古语云：吃不言，睡不语。吃饭的时候有太多的言语怕是要因噎废食的；睡觉时说话，定是心情不顺畅所致，是不祥和。

这样一来，吃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成了一种最索然无味的工作。颇有想像力的达官贵人们岂能甘于这种平淡?后来的饮宴中，慢慢就有了文化娱乐活动的上演，如听音乐、行酒令、观看歌舞表演等。这样一来，不光可以不违古训，还可以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悦，增添饮食的乐趣。

唐时，玄宗与后妃经常在兴庆宫内的龙池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乐声欢奏，其中明皇喜爱的乐器羯鼓，声音最为高亢，而其他乐音相比之下则有些黯然失色。为此，诗人李商隐写道：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一般说来，为了迎合皇帝的好大喜功，宫廷中的侑食之乐，大多是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一方面是皇帝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溜须拍马的臣子们为了谋求一己之私所致。如朱元璋就规定进俎时奏《颐和曲》，撤馔时奏《雍和曲》，到嘉靖年间，有文臣向朱厚熜进献《迎膳曲》、《进膳曲》、《进汤曲》等，得到恩准，后人得此曲谱，鼓而奏之，发现语调平缓、填词谄媚并无新奇之处。让人对这位明皇的审美趣味有了一个贴切的认识。

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一次庆会宴席上曾经导演了一场最为生动有趣的歌舞表演，演员是宫内的娃娃剧团，成员全系皇室子孙，最小的年龄只有4岁。5岁的卫王李范表演了一出《兰陵王》；6岁的楚王李隆基表演了一曲《长命女》；12岁的宋王李成器演出歌舞戏《安公主》；代国公主与寿昌公主对舞了一出《西凉》……娃娃们的精彩表演，使盛大的宴会呈现出空前欢乐活跃的气氛。

曲水流觞：文人的消遣

曲水流觞是文人饮酒时的一种游戏活动。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参与者坐于弯曲的流水两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载体上，随水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必须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

这种文人发明又大肆在文人间推广的游戏颇有市场。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文人都有过玩这种游戏的经历。

公元353年，书法家王羲之邀约亲友在绍兴兰亭修禊时，共41人参加，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此次活动颇有点儿像今天的笔会，活动结束后得诗37首，汇为一册名《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并书，这就是名扬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后来无数次仿写这篇序言，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当时所写。可见，曲水流觞所营造的氛围之佳，决非言语可以表达。

与此相类似的，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

相传李清照与赵明诚两口子闲来无事，还会仿这种形式开家庭笔会。想来也是别有趣味。

饮酒赋诗的形式也经常被打破，改为行酒令。行酒令时多作对联，出联后如对不上或对得不工稳，则算输，进而罚之以酒。这从内容上比起诗歌来自然是简单了许多，参与者也就随之多了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就描写了鸳鸯三宣牙牌令的趣事。这次酒会不仅太

太、小姐、丫环们参加了，连大字不识的刘姥姥也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等谐句俚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20世纪初的上海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传说浦东有个土地庙对赌徒来说比较灵验，如果年轻女子前去寄宿的话，神灵会在梦中给予指示，转天去赌的话，按照这个指示投注的八九不离十都能赢。信以为真的丈夫于是便极力鼓动妻子前去试一试。妻子虽然找到了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庙，但是却在留宿的时候遭到兵痞的强奸。当她狼狈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抚受到伤害的妻子之情绪，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惩罚作恶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问神灵给了她什么指示。伤心万分的妻子悲愤地骂了一句：“你这个乌龟头!”丈夫大喜，以为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灵暗示，竟然真的跑去买了个乌龟注。赌博赌到如此境界，也确实不易。有道是：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说来，这麻将的历史也着实不短了。麻将牌也作麻雀牌，是由纸牌衍变而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玩具，并结合了唐代叶子牌、宋代轿夫牌、唐字牌、明代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点，一直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才最终成为现代麻将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将牌由外盒、牌块、骰子、筹码、位置牌等五部分组成，全副牌共有144张，按照牌面图案和标记，分为纹样序数、方位、季节、文字、植物等五类符号组团，由一筒至九筒36张筒牌、一条至九条36张索牌、一万至九万36张万牌、东南西北16张风牌、中发白12张剑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32张花牌组成。在竞赛的时候，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参加的4个人分坐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集中抓取17张基本牌后，按照吃、碰、岔、杠和自行替换的方式，以各类牌型的收集程度作为单局输赢依据，以和牌数量的总数和规模的大小决出胜负。

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麻将牌上标识的每一个细节都各有出处。譬如说，最早麻将牌面上有“公、侯、将、相、文、武、百”等七个字，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忌，大有下谋犯上、玩弄长官的意思，因此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禁忌游戏。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有位叫陈渔门的普通群众，私下里将“公、侯、将、相”改为“东、西、南、北”，将“文、武、百”改为“中、发、白”，这种大胆的革新使濒临灭绝的麻将重获新生。而骰子本来是单独的一个游戏品种，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掷概率上的随机特点强化了麻将牌游戏的公平性。它最初是橄榄型的，到了三国时期，曹植将其改做立方体，并在六个面上分别镌刻上一点到六点的标注。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酷爱骰子游戏，一次该轮到唐明皇掷骰子的时候，惟有两粒骰子均为四点的时候，才能够赢了杨贵妃，唐明皇在转动的时候就不停地喊“双四”，待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两个四点。唐明皇见此情形以为吉兆，遂令太监高力士将所有骰子的四点都涂饰成朱红色，后来又将与四点对应一面的一点也涂成了红色，此说引发民间仿效并一直流传至今。

进入晚清，一些达官显贵、王公大夫终日把玩麻将当作第一要务，沉醉于这种被他们认为是高雅的“娱乐”之中。在北京，“京师麻雀之赌，大半侣行于仕禄之家”。仅仅数年间，麻雀“盛行于北方，上而贵官显爵，下而巨商富贾，无不趋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掷巨万，废时失业，为害不可胜言”。参赌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赌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过千元。

20世纪初的北京、天津等许多地区，玩麻将竟然也成为一种时尚。《大公报》报道，“廿世纪之新中国，新机勃兴，南风北竞，首先溥遍于所谓上等社会者，厥维麻雀牌，每见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废寝……且嗜之者，非维新学子，即政界阔官。”具体到天津等地，在众多赌博中，麻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赌徒来说，“雀牌，不但趋时，而且可以联络朋友”。

有识之士在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把麻将称为“亡国奴戏”，痛陈麻将误国殃民之诸多罪状。不过，很显然，这并非是麻将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