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执教前后十四年，印象最深的前辈，乃施蛰存老先生。这并不仅仅因为施先生在学术上的声誉，而更是因为老先生在数十年凄风苦雨中的从容和镇定。

要说学术声誉，施先生与海内外学界所仰慕的著名学者钱钟书齐名，人称“南施北钱”，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其实，这个称谓并不确切，因为这二位学者都是南方人。钱钟书是无锡人，施先生祖籍上海松江，可谓地道的老上海。之所以有南北之分，可能是钱钟书后来在北京出任学术高官，而施先生却一直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默默任教。

没有在大陆经历过数十年的凄风苦雨，要明白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实在是不容易。不少当年退避到台湾或者有幸在美国受教育的成功人士，如今竞相兴冲冲地回到大陆去光宗耀祖，那种心境固然可以理解，但在那样的幸运背后，却像高山一般耸立着不知多少同胞付出的代价。那些遇难者大都是相当有才情的人士，那样的才情又是根本无法以在什么学府读了什么学位那类世俗标准来衡量的。

施先生虽然与钱钟书齐名，但在精神风骨上，却更与陈寅恪相近，要而言之，叫做壁立千仞。最初知道施先生有如此气度，是我出狱以后，被下放到资料室劳动的时候。我在那里看到了施先生做的许多资料卡片，字迹柔中带刚，笔锋纹丝不乱。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卡片是施先生做的，我只是从那字迹上看出做卡片者很不寻常。及至问起，有个老资料员才悄悄 地告诉我说，这些卡片出自施先生的手笔。我当时不由“哦”了一声，敬意油然而起。紧接着，那位资料员又告诉我说，当年施先生在“文革”中弯腰曲背地站在批斗台上遭受凌辱时，照样风度翩翩。头上的帽子被打飞掉了，他捡起来，拍拍尘土，重新戴上，从从容容站回原地，继续挨批挨打。听完这个故事，我当即请我一位与施先生相熟的朋友，带我一起去上门拜访。

随着朋友从狭窄的楼梯走上去，走进施先生的房间时，我看到了一个精神抖擞的老人。施先生个子不高，脸色平和。他一面请我们入座，一面赶紧戴上助听器。听我朋友介绍过后，老人眼睛一亮，伸过手来与我相握着对我说，我知道你的，读过你的文章。你现在步我后尘，进了资料室。那地方是变相牛棚，短短几句话，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当时感动得差点落泪。

跟施先生聊过之后，才知道老人虽然足不出户，但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全都清清楚楚。老人问我，进去后关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是第一看守所。他点点头，对我说，那地方关过很多人。贾植芳以前就关在那里。还有邵洵美，是死在那里面的。

老人又告诉我说，那年事发时，有许多人来找他，要他签名，要他如何如何。他说，我一律回答他们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有着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其中最为直接最为简单的就是，管理国家的人在干什么? 在位的权力者们在干什么?凭什么动不动就要叫不在其位的人们去谋其政?凭什么动不动就要叫无权无势的人们去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

老人的这八个字，又让我想起了当年鲁迅指责他提倡读庄子的往事。鲁迅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很喜欢指责没有责任感的人。早在唐朝就有诗人指责过“商女不知亡国恨”。到了后来，读书人书还没有读完，就得“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既然如此，权力者也就不客气了，一到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就使用各种办法，把学生赶到政治斗争的角斗场里，用孩子们的鲜血铺平政途。一场血案过了，回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没有一个政治精英流血，没有一个知识精英流血，甚至都没有一个学生领袖流血。死难者全是一些无名又无辜的普通人。

我想，当年的陈寅恪正是因为看透了这种政治把戏，所以既不去北京高就，也不去台湾躲避，而是不声不响地在南方选择了一所学校落脚，最后写出了千古绝唱《柳如是别传》。

我跟施先生没有谈起过陈寅恪，但我相信他与陈寅恪是相通的。至少是同样的目光如炬，同样的洞若观火。记得他说起过他曾写过的一篇文章，质疑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既然是在群众当中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出来?假如出来了不肯回去了，那又该怎么办?本来都是芸芸众生，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来去去?

权力者玩弄政治游戏，一个常见的前提就是，民众的愚昧。至于权力者玩弄文化人，则是大棒加胡萝卜.打过之后，往往小小的一点恩惠，就可以让刚刚挨了打的可怜虫感激涕零。唯有像施先生这么有定力的老人，才会不为所动。有一年，官方给上海的学者颁发大奖。候选人几经筛选，再三平衡，最后尘埃落定，落到了从来没有得过任何奖励的施先生头上。这要在一般的学术老人，上台领奖不是受宠若惊，就是感恩不尽。然而，施先生走上领奖台，劈面一句：你们这个奖发错人了。既不感恩，也不拒领，而是提醒发奖者，此奖发错人了。谦虚也罢，幽默也罢，意味深长也罢，反正听众品出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

出狱以后，我在学校里的处境非常艰难。即便当局什么都不做，那些从历次政治运动中锻炼过来的同事也会心领神会地不断给我颜色看。施先生很知道这些高校里的“革命群众”，私底下一再叫我三缄其口。实在待不下去，施先生十分明确地告诉我，要么经商，要么出国。我最后选择了出国，并且还不是躲进美国学校，而是坦坦荡荡地在纽约流浪。当有人来找我说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回答他们的，就是施先生当年说的那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一晃数年过去。我在流浪中完成了我想完成的一些书稿。正当我很想告知施先生的时候，传来了施先生过世的消息。享年99岁。应了九九归一。

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我枯坐良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在文章里，将施先生比作是整个时代的最后一道人文风景。作为最后一道人文风景，施先生的不同凡响不是经历了多少苦难，而在于其生命在苦难中的开花。有不少经历了苦难的人们，最后都加入了制造苦难的行列。还有不少靠着贩卖苦难为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施先生没有被苦难吓倒，也没有被苦难压倒。他在苦难中站直了身子，挺直了腰背。他的名片上，除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头衔。不少平反了的右派，全都扬眉吐气，更有的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权贵。但施先生却依然低调，并且不曾忘记当年那个把他打成右派的权势者，说那人欠了他多少多少工资，连最后的零头都算得清清楚楚。施先生不说，他跟那个权势者是同龄人，他因此要跟那人比一比，谁活得长，谁笑到最后.施先生最后胜出，比那人多活了六年。在一个最最没有记忆的民族当中，记性如此之好的受难者，实在是弥足珍贵。

生命在苦难中开花，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与人们喜欢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事情，记住了不该记住的事情不同，施先生总是记住了应该记住的事情，从而将不值得记住的事情轻轻挥去。这样的品性，不在于学问有多好，也不在于记性有多强，而在于心地的纯真不纯真。

施先生是个有赤子之心的学者，他有时笑起来的神情，像个孩子一样。也是这样的单纯，施先生不喜欢过于世故的为人，不喜欢过于世故的文学。记得他曾说起过一段往事，他与钱钟书一起去造访诗人王辛笛。王辛笛请他们吃饭，还送给他们一人一本诗集。宾主道别之后，钱钟书私下里对他说，这个王辛笛，他的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做什么呀?王辛笛当时是个银行家，钱钟书的意思是暗示诗人的另一只手在赚钱。施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说，钱钟书太刻薄。我还记得，有一次曾问起他对钱钟书小说《围城》的看法。老人回答说，一句话，洋才子说刻薄话。

施先生也不太喜欢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在90年代的缩头缩尾。记得他有一次突然对我说，钱谷融怎么变得如此胆小了呀?施先生曾将他的书送给我，在上面写了话，题了字。我事后告诉过我的导师，我的导师让我转告施先生，他也想要。我对施先生说了之后，施先生拿过二本书让我转交.我当时接过书，傻乎乎地问施先生，怎么不题字签名?施先生回答说，你去告诉他，等我死后，把书卖了，或者烧掉也行。我当然没有告诉我的导师。即便我后来当面批评我的导师的时候，也没有援引施先生的话。

施先生对前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世故和浮躁，也有过批评。他告诉我说，那个李欧梵，跑到我这里来，又是录音，又是录像，弄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回去写了本书(即《上海摩登》)，里面全是我说的话呀。有关李欧梵的这种做学问方式，我曾在我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一书里，有过专门的批评。施先生是个非常透明的人，任何人找上门去请教，都会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他不在乎别人拿去做文章，他痛心的是，李欧梵那本书写得太浮躁了。

苦难可以把学问压得弯弯曲曲，但苦难无法压得住生命的底气。能够在苦难中做出学问的学者，不在少数。施先生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在于他从苦难中显示出来的生命底气，在于他在苦难中依然保持着的赤子之心。这是许多学者无以望其项背的。如此的从容，如此的镇定，即便当年批评他的鲁迅，也望尘莫及。施先生当年提倡读庄子，并非戏言。鲁迅当年没有明白此中深意。施先生读庄子是读出境界的。施先生的所作所为，颇有庄子之风，荣辱不惊，软硬不吃，往往能在关键时刻以十分幽默的语气，向权势者说不。

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中的委顿和扭曲。学问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生命有无底气。假如现在要我说一句，在与施先生的交往中悟得了什么，我的回答是，生命在苦难中的开花。

补白：

以后几次会面，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大抵是谈家常，谈健康，很少涉及文艺。我问起他的养生之道，他风趣地说：“雪茄照抽，咖啡照喝，从不锻炼。只是吃得很少，晚上一小碗粥，足矣!”在杂聊之间，也曾谈到过他的《云间语小录》，我说犹如晚明小品，可与袁中郎、张岱比肩。他立即阻止我：“不能这样说，你是我的学生，不可瞎捧，怎么能比得上晚明小品?我是‘藉以忘忧’，犹如饮杜康，难道你不清楚?”我只得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