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但由于他生活低调，不事张扬，因此外界对他知之甚少。直到前几年，俞大维的名字才又被人们重新提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巨大贡献的23位杰出科学家。在颁奖大会上，科学家钱学森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座的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1933年俞大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俞大维在德国研修军事期间，曾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德国军械事宜，十分认真，又十分清廉，被国民党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督导采购外国的军需物资。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工厂回扣是天经地义的事。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博福斯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照例准备了12门，并告诉俞大维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他们不知国民党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之官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间，他不但注意国外科技动态，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门，开发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军械。在抗战8年中，兵工署下辖的许多兵工厂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保障了正面战场的武器供应。他还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俞大维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一直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一定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但据他自己说，与蒋介石见面机会多，但谈话次数极少。第一次与蒋介石正式谈话是在汉口，蒋介石与俞大维谈兵工署撤退的有关事宜。也许是蒋介石看到俞大维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又绝无政治野心，因此对他十分放心，此后蒋介石对兵工署的工作不再过问，俞大维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形势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渐建成一个生产、研制、开发新武器的基地，培养了不少人才。俞大维感到蒋介石确实厚待自己，身边没安排一个人掣肘，自己所学的专长有了施展的舞台，这一切正是自己所追求的。基于这些，俞大维开始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最令俞大维感动的一件事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派俞大维到上海接收日寇一座重要军械库，俞大维仿照李密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蒋介石不但没有怪其“抗旨”，相反，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往上海，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使俞大维对于蒋介石的恩德没齿难忘，以至在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俞大维义无反顾地随行前往。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在大陆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

俞大维晚年曾对人披露，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这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大概除了对俞大维外，蒋介石对任何下属也没有如此信任过，所以俞大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报“知遇之恩”，越是这样，也越要“士为知己所用”了。

俞蒋之情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但俞大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也从未对任何人谈及个中缘由。俞大维退休后，曾有一位台湾要员去拜访他，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平静地从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学吹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