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3年，朱棣在南京登基。是为永乐皇帝。夺取皇位后，朱棣仍然以南京为首都。但他久居北平，以为自己所以能够夺取皇位全因之藩北平而得福，所以他对北平很是看重。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下诏改北平为北京，并称为“顺天府”。

公元1420年的冬天，即永乐十八年，明王朝正式由南京迁都北京。《明会要》载：“永乐十四年，(朱棣)命文武群臣集议建都之宜。(大臣)乃上疏曰：‘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宜敕所司营建。’(朱棣)从之。”

由此看来，明王朝的迁都是大臣们“和议”的结果。但朱棣心里非常清楚，大臣们赞同迁都是慑于他的杀伐果断而随声附和，迁都完全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

这位皇帝在南京登基的第一天起，朝野关于他的流言就一直没断过。朱棣本人听到的最生动的流言是，他的江山是从侄子手里抢过来的。他住在由父亲朱元璋一手修建的皇宫里，害怕父亲和侄子的魂灵找他的麻烦，因此决定把都城迁到自己曾经镇守过的北京去。

在政治上，朱棣虽然也重用了几个像杨士奇、解缙这样在朝野中都很有声望的前朝重臣。但朝廷上、市井中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仍然不绝于耳。朱棣本人非常清楚，就当时情形来说，北京三面皆有险患，并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

明代初期，西北的蒙古余部对明朝的威胁仍然很大，其次，东南还有契丹、女真遗民，虽然辽、金政权已亡百数年，但其后裔在明朝统治下，却时时不忘当年之霸业。他们势力当然还不是很大，但已经不能够坐视不理了。

这样说来，北京正处在西北、东南两股外族势力的夹制之下，作为一国中心，终究距危险太近，倘若战火燃起，地势雄险而人为有失的话，则防线一旦告破，国家心脏即尽暴露于敌，回旋余地实在有限，这实在是很悬的一件事情。

北京城的营造整整用了14年

永乐四年，朱棣感到北京基础建设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就着手对北京城进行营建。

承担营建任务的是陈硅。这件事情记载在《明史·陈硅传》中：“陈硅，泰州人……永乐四年建北京宫殿，经画有条理，甚见奖重……”

这项工程当然是十分浩大的。《明史·舆服志》记：“永乐十五年，(朱棣)作西宫于北京。中为‘奉天殿’，侧为左右二殿，南为‘奉天门’，殿北(后)有后殿、凉殿、暖殿即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间)。”

当时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陆续征调了二三十万农民和部分卫军做壮丁，大兴土木。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也仅仅是在北京进行具体施工的人员数目。如果论及各地为北京营建所动用的人力，则远不止这个数目。

明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北京宫殿也不例外，因此所需要木材的数量非常之大。所以，永乐四年，朱棣即命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这个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工部尚书宋礼。

《明史·宋礼传》中有他受命往四川采木的记载：“(宋礼)奏言，得大木数株，皆寻丈，一夕自谷中出，抵江上，声如雷，不偃一草……”

大型木料能自己从山谷中出来落到长江中还不损伤一草一木，似乎不可信。但说其巨大难得，当是实际情况，所谓“寻丈”肯定是以其砍伐后可用的长度而言。

这些在山里砍伐的木料，是直接放入长江，然后在专人控制下漂流到下游。当年漕运尚通贯，自长江转而进入大运河，就可以直接抵达今天北京的通县。从运输成本来看，此为最佳的路线了。

再者，《明史·宋礼传》中记，永乐四年，宋礼即受命采木，而十四年左右他又再次奉命入川。可见仅仅采木一项就耗费了十年时间，人力物力之消费就可以想见了。

至于营建宫殿所用的石料，取材则较为便利，都是在北京附近的房山、盘山等地区开采的。但石料的体积都非常巨大，运输起来非常麻烦，只好利用冰道和滚木的方法。据说为了在冬天制造冰道，运输石料的沿途每一里就要挖掘深井一口，以方便取水制冰，耗费人力也是不小。

另外，建设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筑群，少不了的是第一线的施工人员。所以，朱棣在建城伊始就下旨广召天下能工巧匠。自古出木匠的江南地区应召者最多，北京宫殿的木结构工程基本上就是由他们完成的，有的还因为手艺精湛而被朝廷封了官。

整个北京城的营造从筹备到完工整整用了14年的时间。最终，一座前所未有的城市诞生在明王朝的“永乐盛世”里。其中经过两年工期即告完工的紫禁城，更是成为这座城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广场体现了古代建筑对“意”的营造

“丽正门”是沿用元代的旧称，就是今天北京的“前门”，它的城楼高42米，是北京城最高的城楼。当时，“丽正门”是北京城的正门，直到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才改名为“正阳门”。

按照明代礼制规定，皇帝出入北京都要走“正阳门”，所以，朱棣也由此门进入北京。车驾顺利通过“丽正门”后，还要通过“棋盘街”才能到达紫禁城。

“棋盘街”以北，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在初建成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远不像现在这样的开放和广袤，出了“棋盘街”，广场上还建有一座“大明门”，这是“皇城”的正门。由这里通过所谓的“御道”就可以到达“天安门”，进而进入皇宫大内，“天安门”当时称为“奉天门”。在“千步廊”的两侧，对称建有“连檐通脊”的朝房各144间，其中，东西向朝房各100间，北端拐角北向的朝房各44间。

朝房和“千步廊”并不相通，因为“千步廊”的四周环筑着高达6米的朱红色宫墙。宫墙南连“大明门”，北接长安左、右两门(均于新中国成立后拆除)，形成了一个“T”形的封闭空间。

按照狭义的说法，这个“T”形的小广场才可以算真正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明代的天安门广场还应该包括：前门城楼、棋盘街、大明门、千步廊朝房、金水桥、华表、石狮子、东长安门、西长安门。

作为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大明门”建筑风格庄严厚重。按照礼制，车驾到了“大明门”后，皇帝要在这里稍做一下调整。这个过程就好像一支气势磅礴的乐曲，在一个高潮结束之后，出现一段温和的调整一样。

的确，任何人走上狭长而逼仄的“千步廊”，他们的心理必然会由开始的平和转入紧张。普通人会感到敬畏的情绪，而皇帝所感到的，似乎是神明对自己的劝诫和警示。这种紧张感，充分显现出中国建筑对所谓“意”的营造。

在把“千步廊”后的庞大宫殿群以近乎平行的方式展现出来前，狭窄、逼仄的环境对于来者的情绪是一种控制———通过刻意营造的单调和规范来为其华彩部分造势，借此使建筑群的主体部分更有冲击力。这来源于中国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君子怀刑”的思想，意思是，要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就必须控制个人情绪，在任何情况下要保持理性；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人与环境之间构造出一种恒定、持久的融洽关系。

由“大明门”、“千步廊”所造就的情绪酝酿———感情紧张———心理松弛的渐进效果无疑契合这种思想。等一走出“千步廊”，环境氛围顿时一变，横向展开、气势恢弘的天安门城楼显示出这个泱泱大国雍容恒定的胸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