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如日中天的女作家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才高心高，女性全无女儿态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