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1033～1107)，理学家和教育家。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北宋洛阳人。为程颢之胞弟。历官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

他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幼承家学熏陶，其政治思想颇受父亲的影响，推举其父反对王安石新法乃“独公一人”，又说其兄程颢对荆公(王安石)之说，“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极加称许。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合称“二程”。

程颐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因此，教育必须以培养圣人为职志。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在程颐的哲学中，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说：“学者须知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这一思想与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相通之处。

在人性论方面，程颐以为人的本性，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的观点，大大发展了儒家的性善论。所谓的“性即理”，就是认为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他具体区分出了两种“性”， “天命之性”是性之本，“气质之性”是人一生出来时所禀受而成的，前者即“理”，它才是性的根本。他认为，孟子讲人性本善是讲的前一种性，荀子、扬雄讲人性本恶、人性善恶混是讲后一种性。他认为讨论性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因此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指孟子)；论气不论性，不明(指荀、扬)”(《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这个观点以后为大多数理学家所接受。

在心性论上，他不象程颢只是简单地说一个“心是理”，而是吸收了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强调心的体用性情层面的差异。但同时体用性情、形上与形下又不是截然对立的，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方面，继承了儒学的性情一贯的传统；同时，对“性”的形上层面作了比较严格的保证。

在修养方法方面，程颐提出了“定性”的理论。所谓“定性”实际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超越自我。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颢发挥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成的。

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

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

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程颐这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后世儒者尤其是对朱熹有很大的影响，为理学新体系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 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 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