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希古，浙江宁海人，“幼警敏，双眸炯炯”，是个神童。方孝孺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明初开国文臣宋濂，宋濂门下名士如云，其中就有太子朱标，但都不如方孝孺，“皆出其下”。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洪武四年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一件布袍子能穿十几年的清官。他对朋友十分厚道，有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从其辖区过，便送钱、送物。济宁在方克勤的领导下物阜民康，当地人用歌声来表达对他的热爱：“谁减免了我的徭役，是方大人的力量，谁救治了我的庄稼，是方使君的雨露，朝廷千万不要让方知府走啊!他是人民的父母。”但清官也难逃暴君的罗网，方克勤后来因为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被冤杀。

方孝孺从导师宋濂处毕业后，因有人推荐：于是见到了杀他爹的朱元璋。朱元璋见他举止端庄，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但朱皇帝接见归接见，之后，方孝孺又回家赋闲去了。直到10年后，又见到了朱元璋，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让他到汉中的府学任教授(从九品的小官)。方孝孺爱岗敬业，在汉中教授的位子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蜀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听说后，聘请他做自己接班人的老师，并十分尊重他，把他读书的地方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后来也就被称为“正学先生”。

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即惠帝。此时到了重用方孝孺的时候了，朱允炆把他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为侍讲学士。虽然方孝孺职务不高，只是从五品(现保存有完整的明清县衙的河南内乡县县令是正五品)，但非常受皇帝倚重，国家大事也多咨询于他，可谓是政务的高参。皇帝读书中遇到疑难问题，方孝孺是学问上的老师，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臣子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的4年中，比皇帝大20岁的方孝孺充当着师傅和父亲的角色。年轻的建文帝对这个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相貌端庄的大臣寄予了无限的信任。而正当盛年的方孝孺对这个年少聪明、好学仁厚、孤立无助的皇帝也充满着慈父一般的怜爱和赤诚的忠心。这短短的4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为辉煌的4年，也是他走向深渊的4年。

二

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反了，他率领着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向南杀过来。朱棣的起兵是一场胜算不大的冒险，可是建文皇帝和亲信大臣们在平乱决策上一误再误，促成了他的成功。

在中国历史上，以藩王的身份靠武力入主大统的，朱棣不是第一个，却是最后一个，也是极为幸运、独特的一个。因为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只出现在乱世，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王室衰微；藩王拥有强大的军力，比朝廷占有优势，早蓄异志，广招豪杰，储备人才；在朝廷任职或近在肘腋，一旦起兵，朝发夕至。这些条件朱棣都不具备，可他成功了，把一手烂牌打赢了。

朱棣的成功，我们甚至可以归功于建文皇帝及其亲信大臣。为什么这样说呢?

建文元年燕王反叛开始时，皇帝及其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以燕王一隅之兵，要推翻一个庞大的新兴帝国，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善良、迂腐的朱允炆更是给手下的将军们下了一道最奇特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伤害朱棣。他说：“过去萧绎举兵入京，曾发令部下：‘一门之内自逞兵威，不祥之极。’如今你们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朕的意思，不可使朕背上杀叔父之名。”对于皇帝如此重大的错误决策，众大臣包括方孝孺并没有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纠正。

正是靠着这道口谕，燕王朱棣在历时4年的靖难之役中，多次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

在4年的战争中，朱棣大部分时间处在危机中，朝廷的大军随时可以把他撕成碎片。此时，不要说徐达、常遇春这样的一流名将，就是一员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将也可将朱棣一举擒之。可是方孝孺等人换下了65岁的长兴侯耿炳文，推荐了朱允炆的姑父、朱元璋养子、功臣李文忠之子李景隆。

事实证明，任甩李景隆可谓大误!李景隆不仅打了败仗，还在兵临城下时打开金川门迎贼。在此前。就有人向建文皇帝告发李景隆有异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明·姜清《姜氏秘史》)。

当时，朱棣折腾了3年，也未出河北半步，急得头大如斗，最后有一谋士出了一个主意——直捣南京。这个主意很难说是高明，但朱棣和朝廷耗不起，遂心一横，孤军直趋南京。

朱棣军渡过长江后，“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此时朱棣虽然到了城下，但却是孤军深入，实际控制的地区很小，如直到南京城破，驸马都尉、建文的姑父梅殷还率军驻在淮安。

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作战略转移，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迂腐的方博士竟然劝他“死社稷”。政治家是不轻言“死”的，更何况是一国之君!

在这战火纷飞、败绩连连的4年中，方孝孺和自己的得意门生朱允炆在九重之内整日里研究如何复古改制：改承天门为韦皋门，前门为辂门，端门为应门，午门为端门，谨身殿为正心殿，自己的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

在朱棣的步步紧逼下，朱允炆和他那些熟读经书、文章华美而毫无治国韬略的大臣们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金汤被破，皇宫火起。朱允炆亲手杀掉私通燕王的徐达之子徐增寿(朱棣的内兄)后不知所终，留下千载悬案。

三

力劝国君“死社稷”的方孝孺并没有自行了断，他被带到了新皇帝朱棣的面前，朱棣交给他的任务是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孺在朝堂上嚎啕大哭，“声彻殿陛”，朱棣便亲自走下殿来和和气气地安慰他。

朱棣为何对死敌方孝孺如此客气呢?首先是因为方孝孺并不是朱棣心中的首恶，在起兵的檄文中，被点了名的是齐泰和黄子澄，其次是因为朱棣的亲信——道衍和尚姚广孝的进谏。

朱棣南下时，姚广孝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对姚广孝的信任程度不下朱允炆对方孝孺，自然是满口答应。谁知人之祸福，实乃天意难测!姚广孝的这几句话为方孝孺扬了名，但也酿成了方被灭十族之祸。

当时在大殿上，朱棣与方孝孺的对话虽不多，但句句带机锋。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说到这里，朱棣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命人取出笔纸，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写下笔墨淋漓的四个大字“燕贼篡位”后，把笔狠狠地摔在地上，边哭边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看到这个本来该按战犯处理的方孝孺如此不识抬举，朱棣再也忍不住了，杀心顿起。他瞪着方孝孺，怒道：“你不怕我灭了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也同样怒目而视：“灭十族又何妨!”说罢继续大骂。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虽然嘴巴被割到耳朵处，但方仍喷血痛斥。最后，朱棣大怒道：“你不是想要快点死吗?休想，必须灭你十族!”

在此以前，最重的罪是株连九族。“九族”的说法虽然不一，但仅有细微的不同，较为公认的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到了方孝孺，这个愚蠢的人在活阎王面前自请灭十族，第十族，加上了他的学生。

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情发生了。

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也投秦淮河而死。虽然他的家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其亲戚朋友可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前后杀了7天，共873人。其间，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作了一首绝命诗：“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

只有方孝友(他的弟弟)被捆到他的面前时，方孝孺罕见地流下了眼泪，而方孝友作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他被凌迟处死后拆散骨骸弃之。他的学生、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和廖铭，偷偷地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但这两人也旋即被杀。

大屠杀之后，还入狱、充军、流放了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也成为禁书不得传抄阅读，违者，诛。

方孝孺死了，被世界上最残酷的杀人法给杀死了。他不仅自己为建文皇帝殉了葬，还顺便拉上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其光辉万丈的声名生长在如河的血流中。

直到明仁宗即位，谕礼部曰：“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素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183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可是方家已没有直系后人享受这殊荣了。擎其雨露的方姓家族其实是方孝孺叔叔方克家的后裔，他们无意中躲过了大难，与方克勤、方孝孺父子无关。

四

方孝孺不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家，甚至算不上学问家(其学术成就与其师宋濂相差甚远)。他不过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的腐儒，一个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误国、误君、误身的庸碌之辈而已。

方孝孺悲惨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南京城破时，他至少有三种选择：一_是进宫扈卫皇帝，生死与共，二是投笔持剑，战死。三是自杀殉国。

当时，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在宫中起火后自杀；给事中龚泰先捕后放但仍自杀，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缢；翰林周是修自缢……他们身死报国，保全宗族。除自杀的以外，还有463人逃亡。如果方孝孺觉得自己白白死了太亏，要亲自痛斥乱臣贼子，用自己的死来反抗暴政，唤醒世人，也可以学御史大夫景清和御史连楹，身藏匕首，混入迎降者队伍中刺杀朱棣，无论成功与否，但也足以吓得朱棣出一身冷汗。

可是他这几条路都没有走，而是束手就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骂，一如妇人。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一句紧跟一句地激怒了朱棣，竟然把自己的家族搭了进去。明朝的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朱棣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物。在“靖难之役”中，他的妹夫梅殷并没有和他发生直接战斗，但因梅殷忠于建文帝，也为朱棣所不容。两年后，在宫中的一个小桥上，两个受到朱棣指使的兵士把梅殷挤下河中溺亡。和朱棣打过仗的耿炳文在永乐二年被人弹劾服饰逾制，最后70岁的老将军被逼自杀。他的三个儿子也一起被清算，都被罗织罪名杀害。建文帝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57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他出来时连牛和马都分辨不清。朱棣连亲戚和孺子都不放过，更何况区区方孝孺?!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读过两天书的人都奢望“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孝孺的痛哭、斥骂都怀着一种名垂青史的心情，发誓要为自己的献身增添几许悲壮。

清代人嘲笑明儒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他开了一个坏头，在他以后的有明一代，有许多大臣小吏为了博得清名，在一些枝节末梢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都不是很高的皇帝，结果重者杀头，轻者脱光裤子打一顿板子，血肉淋漓，斯文扫地，但却赢得了“骨鲠之士”的美名。

方孝孺平反后葬于南京雨花台的梅岗山，形制齐备，墓前牌坊上镌刻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之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说他是“骨鲠千秋”，但又有谁记得与之同时罹难的无辜的八百多人?

方克勤是个循吏，但被朱元璋杀了；方孝孺是个忠臣，却被朱元璋的儿子杀了。皇帝父子杀了忠臣爷俩，专制社会就是如此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