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凌晨，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沿津浦铁路向北奔驰。2时30分，当列车行驶到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约200米的地方，铁轨被拆除了一段，司机立刻进行紧急刹车。列车还没停稳，四周便响起激烈的枪声。

在枪声中，以孙美瑶为首的一帮土匪从四面八方把列车包围住，强行爬上列车，对车内旅客逐个进行抢劫。不但如此，他们又把200多名旅客绑架到山东枣庄东北方的抱犊崮。在200多名被绑架的旅客中，有20多名是外国人，因此，“临城劫车案”迅速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等国曾多次要求黎元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质安全。北洋政府害怕孙美瑶撕票，不得不答应同孙美瑶进行谈判。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做中间人，负责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扣押的旅客送来食品、衣服以及信件。同时，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也由克劳代劳，他把这些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装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临城，交到邮局，再寄往全国各地。

小店印出“土匪邮票”

有一天傍晚，麦根和克劳到枣庄外闲逛，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他们走进一家小刻字店。这家小店除了会刻字，还会印刷，且印刷品的质量都非常好。克劳想到邮寄信件时，有“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情。

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一拍即合，连夜设计邮票，经过几次修改，终于绘制成了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了，立刻刻出了模板，并开始印制。历史上的“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为5分和10分的，两种邮票都是木刻的，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

克劳把邮票印好以后，便把它们带到被当作人质的旅客中，并且声明，今后无论是谁往外寄信，都必须要加贴这种专用邮票，否则信件寄不出去。有的旅客虽然怀疑有假，但为了信件能够顺利寄出，不得不掏钱购买克劳的“土匪邮票”。

在孙美瑶那些匪徒中，没有人懂英文，也就不知上面写着什么，因此，没一个人对这些“土匪邮票”产生怀疑。旅客要寄信时，首先得在信封上贴上“土匪邮票”，然后再交给克劳。由于这种纸片只是克劳私自印的，不是什么有效的邮资凭证，因此每封寄往外地的信件，克劳都要加贴正式邮票，才交付给邮局。

克劳和麦根故意将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

邮票越来越珍贵

这些信大都是寄往上海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邮商和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拥有“土匪邮票”的人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一些新闻媒体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进行炒作，一时间，“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呈直线上升。许多邮商和集邮人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把目光转向“土匪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能得到“土匪邮票”，有的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了高价。

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来自上海的求购信后，他们几乎兴奋得一夜未眠，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数百张，寄给上海的邮商和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于人质寄信的费用。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时间不长，天津邮政局发现了这件事情。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天津邮局派人到枣庄进行调查，经过3天周密细致的调查，终于弄清“土匪邮票”的生产、发行流通的情况。于是，天津邮局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回给寄信人。

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终于全部被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因为发行时间短，数量少，这种邮票越来越珍贵。不仅如此，“土匪邮票”还被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