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体现香港"法治"精神的，莫过于香港的廉政公署了。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贪污腐败甚嚣尘上，但廉政公署一建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就捏住了香港政府机能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并成为目前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在香港如何做公务员

刘先生今年44岁，香港机电工程署公务员。

刘先生原来在河北师范大学教书，1990年与妻子移民香港。来港工作几年后，刘先生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应用物理专业，拿到博士学位。

1999年2月，刘先生看报纸，机电工程署招人，应聘，“主要是面试”，就被录取了，“没找任何关系”。工作6年，刘先生现在的职级是助理电子督察，按他的说法相当于内地的“副科或正科级”。如果按照内地的眼光，一位博士工作6年混到正科级，并不足以为外人道，但刘先生对目前的工作“很知足”，原因在于香港公务员的工作不算辛苦，收入却处于社会中上层，与大公司(比如汇丰银行)职员的收入不相上下，这足以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刘先生每月的工资有两万五千港币，再加上各种津贴、加班费和酬金，一年下来收入有40万港币。相比之下，一年中“全家开销不到20万港币”——按照当前的香港公务员政策，刘先生女儿念书、全家的医疗费用由政府全部负担，此外还有住房补贴。

更让人称羡的是，刘先生一年中除了公共假期外，还有3l天的带薪假期。平时工作也不算太紧张，因为人手充足，这让酷爱足球的他每周有时间上绿茵场操练。这样的工作节奏，相比一般忙碌的香港人，不啻为神仙。

对这样一份“性价比”很高的职业，刘先生在“很知足”之外表示他也“很珍惜”。上班时间兢兢业业，而对于廉洁操守方面的问题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要想丢掉工作，这是最快的一种手段。

“香港公务员接收朋友的礼物价值不能超过400港币，公务员与送礼的朋友之间还不能有公务往来；如要向亲友之外的人借钱，数额不得超过1000港币，还要求在14天内还清。”刘先生说，廉政公署人员给他们上过课。

再如，同样是个人欠债，对公务员的要求与普通人就大不一样。在管理欠债员工问题方面，香港公务员事务局一直进行密切监察，包括要求欠债员工数目较多的部门定期提交报告。

香港公务员的素质比较高，法律规章、部门纪律对公务员的要求也很严格，比如有些部门规定：电话打进来，如果超过若干秒钟接听就视为违规。

至于对公务员的道德操守要求，可以用"苛刻"形容。7年前，政府印务局局长，一名英国人，已经是首长级高官，为香港政府服务了几十年，月薪有十几万港币。此公爱好艺术，快退休时，他出版自己的画集，熟识的印刷商资助他一些纸张，价值3万港币，结果事情被廉署调查，后来法庭认定他未经许可收受利益，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判处罚款，此外，近百万港币的长俸(相当于一次性的退休金)也被取消。

高薪养廉和严查贪污是维持香港公务员廉洁的一体两面。香港廉政公署在2002年共接约1600宗涉及公务员贪污的举报个案，相对于全港约16万公务员的数目来看，这个数字其实相当低。在2004年，这个数字更减至1300宗，跌幅超过20%。

“事实上，这些指控绝大部分是查无实据的。”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说，在2002年，香港只有25名公务员因贪污舞弊而被定罪；2004年的数字更跌至16宗。

目前香港是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著名的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2004年度的CPI排名中，香港在被统计的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6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贪婪岁月与廉署成立

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还是一个贪污横行、公义不彰的“乱港”。那时候，市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尽早获取应得的服务，都被迫使用"走后门"的方法。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默认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家属要“打赏”医院的工友，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其他诸如轮候公屋、申请入学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

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陈础强时至今日仍难以忘记上世纪七十年代调查湾仔集体贪污案时，一位穷小贩的苦况。抚养多名女儿的小贩每天被索取5元“茶钱”，最后因无力维持一家生计，被迫把最小的女儿送给别人抚养。“我问他，要是不用每天支付那5块钱，他是否可以照顾自己的小女儿，他眼泛泪光地说肯定可以!”

今年58岁的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郭文纬先生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他家中申请装一部电话，排队走后门等了好几年才等到。终于盼来电话公司上门安装，照例是要给安装工人“打赏”的，“但正好大人不在，我一个小孩又不懂规矩，就没给。”，结果工人“装好”后离家不远，电话就坏了。

更绝的是，在救火这样十万火急的事情上，当年消防人员的行规却是“有水有水，无水无水”，前一个“水"是俗语，指“钱”。

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

韩德是一个被判了罪的警司，他承认在18年的警察生涯中共积累了500万港币的财产。他总结道：“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有一项研究显示，当年英国报刊关于香港的报道有70%涉及贪污行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已经汇聚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公众人士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贪污。最后，一名外籍总警司葛柏的贪污案，令民怨升达沸点，政府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最终，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毫无联系而完全独立的组织——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正式成立，其使命是：致力维护本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

廉署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1975年初，廉署成功将葛柏由英国引渡回港受审。结果，葛柏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4年。葛柏案件充分反映廉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在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

严厉打击与制度防贪

“参考诸如香港的成功经验，足见任何有效的反贪策略包括四大要素：一是意识的提高及公众教育；二是建立制度包括司法、立法、行政、私营机构、公民社会、传媒等；三是预防工作；四是严执法纪。”——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1999年12月

香港廉政公署进行贪污案件调查时，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力求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这在廉署在港英时代以工务司署一名外籍高官的调查中可见一斑。

在检控后的审讯中，这名外籍高官终于承认“不能解释财富来源”的罪名。而廉政公署在这宗历时数月、越洋万里追踪的调查工作中，一共开了96个与疑犯涉嫌贪污有关的档案册，录取了583份口供，进行了17次拘捕行动、317次查讯、84次搜查，收取了54份银行结单，扣留了12本旅行护照，以及在政府办公室中翻查了数以千计的档案册及文件，阅览有关21项物业的发展与买卖资料。

廉政公署后来之所以能够屡屡扳倒高官，最后使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视被廉署邀去“喝咖啡”为畏途，靠的主要就是其不容置疑的权威。廉政公署的英文是“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miption”，直译过来是“反贪污独立委员会”，其中因“Independent(独立)”显得相当重要，其权威正来自其独立。

相比之下，内地目前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反贪机构，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中纪委都参与贪污腐败案件的调查，但这样容易分散力量。

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郭文纬先生曾说：“内地反贪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应该由一个固定的法律部门去做，可以考虑把这4个反贪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不由各地方管理，集中后的反贪权力或归人大，或归国务协调，只对中央负责，这样的效果可以更好。”

廉政公署更可借鉴的是其制定的执法、教育和预防“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所谓“三管齐下”，是指廉署一方面以有效方式调查贪污，另一方面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同时还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廉政公署治理贪污的举措，可谓标本兼治。

防贪处的工作，是审查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机构的工作制度及程序，并给出改进意见，以便从制度上防止贪污。但是，从审查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来说，已达到事无大小，从审查金额数以亿计的官地买卖，到庙宇内香油捐款箱中失去了一分钱等等，无一不在防贪工作范围之列。几乎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若干程序受到详细的审查。

除查处打击之外，最使贪污者感受心灵震撼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揭露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香港传媒高度繁荣，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有52份日报、数份电子报章和754份期刊、两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5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2家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一个政府电台及两个商营电台。

长期以来，香港肃贪机构与新闻界密切合作，凡检控重大贪污案件，尤其那些涉及本港知名人士的，都会被新闻界广泛报道。

而由廉署每周印发的"廉政案件排期表"更使记者和有关人士获悉未来两周法庭提堂的案件资料，增加了检控贪污的透明度。

香港传媒之所以成为促进社会健康运转的推手，在于香港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例如，国务院6月30日正式公布，委任香港前财经事务局长许仕仁为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不过由于许仕仁2000年离开政府后，曾出任新鸿基地产集团的顾问，以及出任该集团属下的九巴董事职位，所以他现在接过任命后，媒体有报道要求许仕仁应清楚交待他在新鸿基的工作范围，是雇佣或顾问关系、曾否担当政治游说工作等，让公众可以清楚评价他担任政务司长后应否沾手西九计划。

传媒的自由报道，对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官都是警醒和制衡。

“香港的成就建基于我所指的智慧支柱，即是法治精神、公平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资讯自由流通及个人自由。”香港现任特首曾荫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