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太宗与颉利可汗是不是真的有过便桥订盟?是不是号称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有过订立屈辱盟约的遭遇?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唐太宗即位之初与颉利可汗订盟便桥不仅历史上确有此事，而且要比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情节更加惊心动魄、曲折复杂。

唐高祖早有向突厥称臣纳贡之盟

便桥，即西渭桥，是唐朝时期渭河三桥之一，位于长安城西北、咸阳东南。此是进出长安的重要通道。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九日登基即位，八月二十八日突厥颉利可汗即率大军兵临便桥。突厥当时是北方强蕃，大军兵临城外，显然来者不善，唐朝京师长安的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对于这一突发紧急事件的态势与处置，《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颉利可汗兵临便桥当天，派心腹大将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以观虚实”。结果，执失思力遭到唐太宗的严词苛责，被囚禁在门下省。随后，唐太宗亲自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出长安城径直到渭水之滨，“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当天，颉利前来“请和”，唐太宗下诏许之并随即还宫。乙酉(三十日)，唐太宗又亲往长安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结果，突厥引兵撤退。

按照《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双方在较量对峙过程中，唐太宗痛斥颉利可汗及其来使以及颉利请和甚至“乞降”，俨然是唐太宗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从唐太宗个人的话语中，又不能不令人对双方最后于便桥斩白马而盟的过程产生诸多疑问。试看，当执失思力来告其可汗率大军兵临城下时，唐太宗这样斥责他：“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唐太宗率六骑与颉利隔水而语时也是“责以负约”(《资治通鉴》、《旧唐书·太宗本纪》)。这显然是说，在便桥结盟以前，双方早就有了需要恪守的盟约。那么，这一盟约是什么呢?

根据前辈史学家陈寅恪、牛致功等人的研究，早在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稳定后方，全力进军长安、完成建唐大业，就和突厥缔结了盟约。这一盟约的真实内容是李渊向突厥“称臣”。隋末大乱，突厥崛起并日益强大，北方众多割据者如陇西薛举、马邑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河西李轨、北平高开道等都向突厥“北面称臣”，接受突厥的封号。此外，尚有刘季真、李(郭)子和、刘黑闼、宋金刚、苑君璋、张长逊等攀附突厥，引为奥援，与之使者往来，关系密切。李渊起兵时，经过反复权衡，清楚地意识到“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世”，所以也最终向其称臣。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全归可汗所有”，也就是满足突厥的物质需求。李渊写给突厥的信函中，为了表达对突厥的尊重，不仅使用下级对上级的文书格式“启”而不用“书”，而且表达了对突厥不吝千金的承诺。显然，他对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乃至后来的“屈礼优容”、忍辱负重，都是因为双方已有盟约。到武德八年(625年)，由于全国局势的好转，李渊才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以往我因天下未定，对其优厚，现今仍旧不能按照盟约各相安守，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的话。大唐建立之初与突厥订立的盟约，虽然是向其称臣，但李渊并不是甘愿做突厥的附庸，而是为谋求边疆安定。当然，这要向突厥奉献大量的金银玉帛。事实上，唐朝建立之初，突厥几乎年年进犯边境，基本上也是为了掠夺财物。突厥之物欲如愿以偿，也就往往会退兵。正是在双方关系的这一态势下，唐太宗才会说“赠遗金帛，前后无算”的话。

既然双方早有了这样的盟约关系，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突厥大军压境，同样以“赠遗金帛”之方式求得突厥退兵，缓解京师军事压力，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了。

唐太宗为何胆敢率六骑与颉利渭水议和

唐太宗为了退突厥兵，除了赔款结盟就没有想过使用武力吗?看来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双方议和以前“诸将争请战”，只是唐太宗没有答应。唐朝人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唐太宗在突厥大军压境之时，怒不可遏，想要与之决战，是大将李靖建议他拿出城中全部库府储蓄向突厥求和(《通鉴考异》)。显然，当时朝廷内部确实存在主战的势力，唐太宗自己也下令长孙无忌、李靖等在突厥的后路埋伏作为策应。尽管战端一起，未必像唐太宗所说“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但说明唐太宗还是作了应战准备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开战而是结盟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唐太宗担心在这样的形势下仓促应战，不仅损失更加惨重，而且还给以后处置突厥问题增加困难。这说明，唐太宗即位之初，经济实力和政治局势都无法确保他与突厥开战，也就是说，刚刚即位的唐太宗认为此时此刻他不具备开战的资本。

那么，为什么能够达成和约呢?

用唐太宗的话说就是“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唐太宗还敏锐地注意到双方在谈判之时，只有颉利可汗独在渭水之西，同他前来的部众达官皆暗中与自己接触。显然突厥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未必有决心开战。唐朝一方没有实力打，突厥一方没有真心打，使用武力就显得多此一举了。这里的问题是，唐太宗凭什么能够准确洞悉突厥上下志在“惟贿是求”?何以能够在战和两端清楚地把握此番依靠结盟就可罢兵?仔细考察此事因果，颉利大军兵临便桥之日，所派心腹执失思力作为使者入见唐太宗一节最为重要。据《执失善光墓志铭》透露，执失思力此番入见，并不是《资治通鉴》中所说“以观虚实”，而是“入朝献策”。执失思力献策的详情没有记载，但是唐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说明是接受了执失思力的建议。虽然旧史中记载唐太宗对执失思力大加呵斥，但是将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一事却可圈可点。须知门下省是宰相官衙，并没有禁囚场所，门下内省在宫城之内，位于太极殿侧之左延明门外，门下外省在皇城之中众多官衙的最北端，侧邻又有禁卫军官衙，因此，这里是安全的场所。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是唐太宗刚刚提升的自己的亲信高士廉——他恰恰也是跟随唐太宗在便桥会见颉利可汗的六骑之一。我猜测，把执失思力“囚”于门下省，正是对肩负重大和秘密使命的执失思力的保护措施。

从便桥订盟到生擒颉利可汗，事情接下来的进展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执失思力的特殊使命和传递消息，使唐太宗得以有信心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前往便桥，先与颉利可汗隔渭水相望，又“独与颉利临水交言”(《旧唐书·突厥传上》)。唐太宗要与颉利独自交谈时，宰相认为太过轻敌，“扣马固谏”，试图劝阻。此时的唐太宗却信心十足，他说：“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制服突厥，在此一举。”(《资治通鉴》)显然，唐太宗“独留与颉利语”，无疑是为解决军事危机、解除长安面临的战争威胁秘密地讨价还价。同样是由于之前有执失思力的沟通，唐太宗清楚“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所以“卷甲韬戈，以金帛”，即以金帛换取突厥的退兵。唐太宗当天还宫，说明唐太宗和颉利可汗之间达成共识。最后，在八月三十日斩白马盟于便桥以及颉利退兵，都是双方盟议之后的结果。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牛致功先生就认为：“在突厥大军进逼渭水便桥时，太宗亲自出马，与颉利相会于阵前，双方同意，议和罢兵。然后，颉利可汗遣使到唐帐中商谈具体条件。谈判成功，突厥兵退，太宗还宫。”(《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唐太宗以金帛换取平安向突厥屈服的一次订盟，而且唐太宗是便桥订盟的直接决策者和筹划知情人。便桥订盟事出有因，又确实情非得已。应该看到，唐太宗献金订盟、以盟求和，确实阻止了颉利可能的“放兵大掠”，使京师免遭浩劫。从后来的情况看，唐太宗也承认颉利可汗“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资治通鉴》)。但是，此举恐并非出于唐太宗的本意，如同当年高祖李渊称臣突厥使唐太宗“痛心疾首”一样，便桥订盟的屈辱也必然使他“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贞观政要》)。果然，唐太宗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内修政治，外抚四域，到贞观四年(630年)就一举生擒颉利可汗。唐太宗心系民生，体恤百姓，对各族民众“爱之如一”，得到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真正享受到一代英主的无限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