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张季鸾的墓地是冷清还是喧闹。那些偶尔造访这里的人，都觉得这片墓地“已经荒掉了”：四周长满荒草，整个土坡都被高低不一的杂草覆满，连墓碑也隐没了小半截。

但这里又确实是个热闹的地方：墓地的东侧是一家砖窑厂，十几名工人每天都在忙着整理砖垛上覆盖着的防雨布和稻草，根本没时间分心打量几十米外的那块不起眼的碑石；而紧靠着墓地，在南面，新修起了一座种猪场，发情的种猪不时发出哀嚎，猪粪顺着院墙两侧的沟渠缓缓流出，在炎热的天气里恶臭扑鼻，叫人窒息。

张季鸾的墓碑就这样静悄悄地立着。他生前用自己的文字关注下等人和底层生活，到他死后，他的墓地仍然没有与这些内容脱掉干系。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从墓碑背面所刻的两则唁电中，人们仍能揣度出墓地主人生前的辉煌：毛泽东在电文中称赞张季鸾“功在国家”，而周恩来更是对他给予盛誉：“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可是，生活在墓地附近的大多数人，对这位报人的记忆却已经淡漠。周围的人们，并没读过他的文章，甚至根本讲不出他的具体身份。有的老人还能记起，这里埋了一个“文化人”，而年轻的女孩则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教书先生”。

与相邻的砖窑和猪场相比，这方小小的墓地很少有人祭拜，墓碑前摆放的花束早已干枯，四周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长得也不茂盛。它和它所纪念的那个报人一起，曾经备受仰慕推崇，却在经历过时代风云之后，立在猪粪扑鼻的臭气里，显得有点儿灰头土脸。

“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当前来拜访的人们穿过半米高的杂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这里，站在浓烈的猪粪气味中时，很少有人能想象，这里曾经伫立着一座规模宏伟的陵园，并曾经有过一场“极尽哀荣”的公祭典礼。

竹林村的村民邢玉明至今都说不清楚张季鸾的具体身份。他丝毫不知道，这位报人曾因披露政府内幕，先后两次被袁世凯和段祺瑞投入监狱；他也不知道，这位报人在主持《大公报》时曾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一度成为新闻界的标尺；他更不知道，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

但这名76岁的老人清楚知道一件事：59年前那场在竹林村举行的公祭称得上一件“方圆几十里的大事”。当时，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所做饭菜不计其数，甚至，光是被喝光的酒缸，就摆满了满满一个院子。

邢玉明还记得，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正在演奏，天空忽然飞来了几架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村民们最初以为是日本人来空袭，都“吓坏了”，最后才弄明白，那是政府专门派来保护葬礼的。

坐在自家门前的板凳上，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现在只能听清在耳边大声喊出的问题。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18岁那年，曾经在张季鸾的墓前看到蒋介石、宋美龄向墓碑鞠躬的场面。当时，蒋介石“穿着白衣服，戴着一顶小草帽”，而宋美龄穿着粉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帽子就像一朵打碗碗花”。

曾经跟着张季鸾上过课的村民王俊春，在公葬仪式中负责“唱礼”。这个如今已经102岁的老人用浓厚的陕北口音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人们不感觉悲伤，只感觉愉快，因为我们中国居然出了这么个伟人。”他急切地向前倾身子，竖起一根大拇指，“张季鸾不是一般人啊!”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

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村民都记得，那里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不知道要多少级”，才能走到那块又高又大又厚的墓碑脚下。

公葬举行的时候，邢炳年只有8岁，还没有什么太确切的记忆。他只是在长大后去过那个漂亮的陵园，有时候，他会站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看看石碑上的文字。如今，这个66岁的当地村民回想起这座已被猪场、砖厂挤占了大半面积的陵园，只能连连感慨“现在哪儿的墓也没它好”。

在他的记忆里，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里面种着些自己从没见过的花。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

“可惜后来被砍掉了。”看着墓地上密密麻麻的荒草，邢炳年有些遗憾地摇摇头，“要不，这里现在已经是一片森林了。”

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这是这个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

那些树木本来是有机会长成森林的。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据说，当时“摘片叶子都会被抓起来”。

不过，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

时代变了。《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当地村民从这时候开始，模模糊糊地听说，张季鸾“其实是国民党的人”。

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年清明节，母亲都会带着自己去给舅舅扫墓。但等到几年后慢慢懂事了，她才看明白陵园里那些“多得不得了”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名字：胡宗南、林森、蒋介石……

“糟糕了，这些都是敌人啊!”李赋英暗自惊道。

这位61岁的老人已经记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她和母亲就再也不能去祭拜舅舅了。在随后的漫长运动中，所有石碑上刻着的“敌人”的名字，都被人们一点一点砸掉。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成了蛋蛋”，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

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

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

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村里的老人们偶尔会在茶余饭后的聊天中猜测，到底是谁挖开了那片墓地。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张季鸾”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

一(扌+不)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在那场“极尽哀荣”的公葬过去40年之后，这个曾经的“报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被世人忘记了。

“立这么一块碑，我都不知道该和谁商量”

“文革”结束后，李赋英再没去过张季鸾的墓地。但她轻易就能猜出墓地现在的凄凉景象：“从那个时代过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原本几乎就要和这段历史永远告别了。谁知道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据说，这老人在坟前“大哭了一场”。

“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辈子工程了，这有什么问题。”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她并没意识到，这件事做起来要比她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与几十年前相比，张季鸾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这块墓地上时，显得低调而草率。

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画出墓碑的图纸，并没有花这个水利工程师太大的工夫。而决定在墓碑上写什么字，却让李赋英犹豫了许久。这不是60多年前，再没有政要、名士来题字送碑了，这名后辈只能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几本资料翻了又翻，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

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她专门买了很多饮料送到同事家。请他为自己题写了墓碑两面的两幅字。这个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不懂书法，只知道自己的这个同事是“陕西书法协会”的会员，作品得过奖，“还在日本的杂志上登过”。

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

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已经66岁的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来，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觉得，他配上这4个字是可以的。”

李赋英对墓碑上增加的这4个字非常满意，她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

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李赋英没想到要做什么仪式，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事实上，就在石碑立起来之后，不少人觉得，上面的书法字体不好看，“不够正式”。

但李赋英坚持，自己“就喜欢这样带点草书的感觉”。“我那个同事还得过奖，人家的书法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聊得时间长了，她也会承认，立这块碑的过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找谁商量”。那时，好像没什么人在意这个早已荒芜的墓地，一开始，她甚至把墓碑上张季鸾的逝世年份都写错了。

无论如何，这片荒了几十年的墓地又开始重新有了基本的模样。周围的村民从墓碑上看到了“张季鸾”的名字，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个墓室的主人到底是谁。但这里终于有了墓碑，有了供桌，原本裂开的墓地也被重新封好了。

当邢炳年把被挖开的墓地重新用石板掩好、封上的时候，这片小小的土坡上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邢炳年坚持认为，这肯定是“张季鸾回来了”。他当时抬起头，笑着说：“正修着呢，你可就回来了。”

邢炳年回忆说，那阵旋风围着刚修好的墓地旋转了很久，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开。

“往前走，闻见猪粪味就到了”

墓地重修之后，许多人都相信，尽管墓园建筑已经悉数不见，但张季鸾至少可以安稳地在这座窄小的墓地中长眠。谁也没想到，这块墓地的命运波折远未结束。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

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邢炳年发现，自己在刻墓碑时修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他很生气，想去阻挡，但没有成功。几年后，他在猪场里碰到这里的负责人，对这名负责人说：“现在没有人让你挪走，是你幸运。你不知道，张季鸾可不是一般人。”

不过，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

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3月，一名西安的记者前来寻找张季鸾的墓，他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告诉她：“往前走，闻见猪粪味就到了。”

一个月后，包括陕西省记协主席、西安日报社社长在内的新闻界人士，就在这片猪粪熏天的味道中，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

活动进行时，一名报社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可就在他的面前，种猪场旁的水渠里飘散出冲天的臭气，几乎把同行的记者都“熏晕了”。

事实上，从2004年至今，“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曹国斌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

在今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这里已有最知名的“名人”，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母沈少云。

“说白了，张季鸾只是个民主人士，但沈少云就不一样了。”曹国斌说，“不管怎么说，她孙子也当过国民党的主席嘛!”

“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李赋英时常会回忆起自己父亲李仪祉的墓地与张季鸾墓地截然相反的命运。这位与张季鸾并称为“近代陕西三杰”的水利学家，曾在陕西当地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文革”期间，当地处陕西省蒲城县的李仪祉墓同样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时，当地的村民联合起来，“挡着不让拆”。与他相比，只会动动笔杆子的张季鸾的墓地，却被人们轻易地推掉了。

“可能因为他干了实事，大家都知道”，李赋英说，“可是张季鸾是谁，人们早就不知道了。”

如今，这名报界宗师几乎被整个社会都遗忘了。他的故事很少被人提及，他的文集很难买到，而他所供职过的《大公报》也已远迁香港，远离了内地人的生活。

这名高官不做，只愿意做“穷记者”的旧日报人，在经济数据、工厂收益盛行的年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记者这个行当，早已不再像他所处的年代那么崇高。他曾躬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8字格言，如今通常只在人们写回忆文章时偶尔会被提及。

有一次，张季鸾新闻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蔡恒泰陪同王俊春一起前往竹林村祭拜张季鸾。在离开时他们发现，一条水渠上铺着一块防止人们掉下去的青色石板，正是大半块早先矗立在陵园当中的墓碑。

“你们要好好地看着，别让它丢了。”当时已90岁高龄的王俊春颤颤巍巍地告诉同行的长安区文物管理局官员，“到时候会有用的。”但没过多久，蔡恒泰就发现，这块石碑已被人们再次砸碎，拿去盖房子了。

王俊春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他一直牵挂着他在张季鸾坟前栽下的10棵柏树，不过，他不知道，因为村民在附近放牧山羊，啃食之下，只剩下4棵柏树还在有气无力地活着。

时隔几十年，这位张季鸾的学生还记得老师生前的样子：粗布长衫，只穿布鞋，最爱吃的食物是豆腐，因为“又省钱又有营养”。而最重要的，是他“两袖清风，不要钱、不爱官，但也没有饿死”。每当回想起张季鸾的墓碑早先荒凉的样子，王俊春总会颤抖着手，拍拍自己的胸脯：“我难过啊，脑子里面肚子里面都在流泪。”

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了。甚至许多记者对于这位“善尽新闻记者天职”的前辈也不甚熟悉。当然，还是有人记得他。在紧邻着猪场的杜曲镇竹林村，邢炳年仍然会时不时地翻起李赋英送给他的那本《张季鸾文集》，平常闲下来，他也会开着自己那辆没有顶棚的拖拉机，去张季鸾的坟上看一看。“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7月8日，这个做了一辈子石匠的农村老人坐在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本正经地说，“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张季鸾在世时，于右任曾为他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但恐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名生前恬淡的穷光记者，身后仍然要混迹在猪圈边上，听着种猪的哀嚎，熏着蒸腾的猪粪臭气，并带着他那个年代特有的风范，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