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说钱老正在医院抢救，让我们尽快到301医院去。中途我打电话询问抢救的情况，结果被通知‘抢救无效’。”电话那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几乎哽咽……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忆说，因为当时天气炎热、温度很高，燃料相对剩余，干脆把多的卸出来，这样火箭就可以轻装上阵。“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卸出来一部分呢?”

“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

钱学森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说。

媒体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

“向我学习，我不敢当”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告诉记者，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