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328年—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也是继汉高帝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君主。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他在很小的时候，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1344年，淮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疾病到处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先后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靠乡邻的帮助，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僧人。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山栖野处受尽了风霜之苦；但同时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

元朝末年，政治越发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终于在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1352年朱元璋云游回到家乡，接到濠州起义军中同乡汤和的相邀信，就投奔于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勇武过人，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不久，又成为郭子兴的亲信，并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此后，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朱元璋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大将。

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以左副元帅职，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率军南下，攻破集庆(今南京)，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改集庆为庆天府。龙凤政权任命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他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进攻，取得胜利。在他率军打下徽州时，朱元璋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于是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被消灭。随后，他又适应新的军事形势，对东南采取守势，东北和西面取攻势的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利的局面；然后又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

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火摧残的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农民起义和斗争仍在继续，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待缓和，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仍然企图卷土重来；明政权中由于胜利臣骄将悍，争权夺利，这些都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障碍。

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朱元璋废除了元代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审使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部门合称“三司”，统属中央省辖。

1380年，朱元璋又借胡惟庸谋反案，对中央机构进一步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一职，由六部分理政务，听命于皇帝，在政治上增强中央集权。军事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全国设立卫所制度，将军权也集中于上。在司法上，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通过这些改革，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有利于明初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

在经济上，朱元璋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并规定3年免征赋税。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1.8亿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

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疏浚河道4100多条；开掘堰塘4.09万多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也较为清明，这与朱元璋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一时间政清人和，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10倍，耕地面积扩大4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朱元璋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这个地方阶级政治家同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一样，为了巩固其统治，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又体现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

朱元璋首倡以领先股文取士，使明代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

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很快异军突起，相继消灭了各地的军阀势力。于至正15年出师北伐，迅速消灭了蒙古的残余势力，建立了明朝。由于他出身于农民，所以对民间疾苦很了解，严厉打击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同时制订了《大明律》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