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1日周孚政在云南省社科联举办的“云岭大讲堂”以“孔子漫谈“为题进行讲演，本文是讲演稿。)

各位先生、女士：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放弃休息来听我的讲座。

首先申明我不是专家，由于工作性质，中学教师不大可能成为专家，我只能算半个杂家，文史方面也略知一二，也爱好诗书画印。我不是学者，而是一个问者。当今学者“博学之”做得很好，可是“审问之”则弱一点，我则“学的少了点，问的多一点”。胡适先生曾说“大胆假设，小心论证。” 今天我对孔子提出一系列的“审问”，由于没有充分的论证，只能是假说。“疑义相与析”，请在座专家学者给予指导和批评。

假说一：孔子是私生子?

中国人认为“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了。这些苦难可是孔子基本上都碰上了，绝对是一个苦命人。比一般的人遭到更多苦难。

孔子三岁时，他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多数学者都认为孔子十七岁时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幼年丧父，少年丧母。

孔子周游列国，68岁回到鲁国，孔子的妻子却在前一年就去世了。孔子67岁丧妻，虽然说不上“中年丧妻”，也是够悲惨的了，“小是夫妻，老是伴”。，孔子周游列国，一无所获，失败而归，相濡以沫的妻子却先走了，真是生离死别。妻子走死后三年，儿子孔鲤也去死了。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 ——《史记?孔子世家》

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又加在孔子身上，孔子一生是十分悲惨的了。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按理像孔子这样的仁者，应当更长寿，但妻子和儿子的相继去逝，孔子在极度的悲痛之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73岁。

关于孔子的出生，《史记?孔子世家》有明确记载：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关于“野合”的注释，历来极为含糊不清，解释了“二七阴道通，二八阳道通；七七阴道闭，八八阳道闭。”之类的闲话，根本没有涉及“野合”的注释。还有另有一种解释：

索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64岁，母亲颜徵在还是17岁的少女，由于是老夫少妻，他们的结合不合礼仪，所以称为“野合”。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制，老无少妻必然是普遍现象，所以叔梁纥和颜徵在的结合并不足为奇。从中国古代的“礼”到今天的“婚姻法”，只规定可以结婚的年龄限制，对男女双方的年龄差异并无任何限制。所以说老夫少妻就不合礼仪之说绝对是错的。近代著名画家齐白石六十岁时娶十八岁的胡氏为妾，世人不以为怪。就是现代实行一夫一妻制，有82岁的男子和28岁的女子结婚，也是合法的。在名人圈里老夫少妻已经司空见怪，也没有人视为不合礼仪。“野合”相对的是“正娶”而言，只要是符合礼仪的“正娶”，双方年龄悬殊多大，都没有关系的，年龄相当但不是明媒正娶，就不符合礼义，就是“野合”。司马迁的记载没错，只是后来儒生为圣人讳，作出不切实际解释。

“野合”历来没有较合理的解释，但不合礼仪的结合是肯定，所以说孔子可能是私生子。

最大可能是叔梁纥私下娶颜徵在为外室，生下孔子，他们的结合不合乎礼义，故称为“野合”。而《史记?孔子世家》后面的故事为此说提供了支持：

“孔子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幼年丧父，母亲因对丈夫的怨恨，隐埋叔梁纥墓所在地。孔子少年丧母，葬母时不知父墓所在，只得在交通要道上求助路人，最后知情人告知其父墓所在，才得以实现父母合葬愿望。从这个故事中给人的印象是孔子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孤儿。实际上他有九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也许大娘或二娘还健在，他们一定知道叔梁纥的墓在何处，而孔子并没有求助于姐姐和哥哥等亲人，反而求助于路人，必然有难言的苦衷。最大可能，就是叔梁纥和颜徵在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孔家的认同，他们别居而住，所以和孔家没有联系。换言之，由于两人的“野合”，孔子实际上处于私生子的处境。孔子不仅庶出，还是老二，自然没有继承权。更严重的是孔子是否能称“孔老二”也存在问题。

假说二：孔子少时从事贱业?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儒家之名来自孔子的职业。

章太炎的《原儒》他认为在最广义上(达名)“儒”指一切有术之士。

胡适的《说儒》，断定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旧衣冠，实行殷的古礼。认为被称为儒的这一部分殷人，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他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还有词条解释为：“古同“懦 ”，懦弱。

《辞海》对“儒”的注解：“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专为贵族相(如办丧事之类)的一些知识分子，孔丘开始也从事这类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生平记载得很详实，唯独没有孔子从事儒业方面记载。孔子和弟子们也极力回避“儒”，一部《论语》谈到“儒”只有一处：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

君子和小人有两解，君子一指品德高尚的人，一指地位高贵的人；小人一指品德低下的人，一指地位低贱的人。孔子对子夏讲的“小人儒”是指地位低贱的儒。就是指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

儒一词含义在历史上有太大变迁，甚至不能用“原始儒”或“原儒”之类来称呼孔子之前治丧相礼的“儒”，所以借用孔子所称“小人儒”

孔子是何时以儒为业，也没有明确记载，孔子成年后的经历都有明确的记载，没有时间从事儒业。那么孔子从事儒业的只能在十岁至二十岁之间。司马迁说“孔子贫而贱”，三岁丧父，失去生活支柱，贫困是必然的，但他父亲是鄹宰，大小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社会地位理应不“贱”，作为“鄹之子”社会地位也不至于“贱”到那里。孔子一生也并非都是“贫而贱”。也曾有富而贵的岁月，孔子“及长，为季氏史，为司职吏”，虽然只是小吏，是下级管理人员，理应不属于贫而贱阶层。司马迁说到非常清楚，“贫而贱”是在他“及长”前。司马迁为什么说“孔子贫而贱”呢，只有一种解释孔子在少年时期曾经为“儒”，曾从事过“儒业”。孔子自己也承认：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由于孔子之前的“儒”是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社会地位低微。孔子幼年丧父，生活贫困所迫，再加上孔子从小时就对祭祀有兴趣：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可能很小时候就被送去学“小人儒”，开始了他以儒为业的生涯。司马迁对孔子十分景仰，所以存在“为圣人讳”的倾向，把孔子曾从事小人儒的事隐去，只讲了一个孔子的小时故事，既暗示了孔子曾从事小人儒，但又不明确指出。

假说三：孔子启蒙教育来自“小人儒”?

孔子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号称“万世师表”，他的道德和学问早已为世人肯定和推崇。但孔子读书经历如何?他在何时开始上学?他在何地读书?他的老师是谁?一句话孔子的启蒙教育从何而来?

《史记?孔子世家》没有只字提及他的启蒙教育。孔子虽然相信“生而知之”。自己却说“吾非生而知之。”明确地说明孔子是经过后天的学习才获得知识文化，《论语》中有相当多的地方涉及孔子学习的内容，但遗撼的是孔子谈的多是学习的精神和方法，而没有涉及具体的学习经过。很多学者都说孔子是自学而成。但识字阶段的教育必须有教师耳提面受，最旱的启蒙教育是无法自学得来的。

中国是世界最早重视教育的国度，在春秋时期已经现了“公学”，专门为贵族子弟提供教学服务，孔子是否是在“公学”里读书?他的知识文化是否是从“公学”里获得的?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少，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为鄹宰，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员，他的儿子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公学，纵虽有进入公学读书的资格，父亲早亡，也就失去上公学的机会，古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说叔梁纥还有身份和财产可继承，应当由孔子的哥哥孟皮继承，虽然孟皮也是庶出，但他是家中的长子，他有绝对的继承权。而孔子不仅庶出，还是老二，自然没有继承权。更严重的是孔子是否能称“孔老二“也存在问题。

如果孔子上过“公学”，孔子就可以进入“士”的阶层，《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的一个故事足以证实孔子早年没有取得“士”的资格。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

所以孔子绝对没有上“公学”的机遇。而“私学”为孔子首创，自然孔子启蒙教育自然不可能在“私学”。只能有一种推测，就是从“小人儒”那里获得最早的启蒙教育。

文字的是古代祭司创造的，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甲骨文都是祭司记录占卜凶吉的文字，所以又称“卜辞”。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到玛雅人的象形文字都是祭司发明，甚至丽江所谓“活象形文字”东巴文，也是祭司创造的，祭司们创造文字，自然也垄断文字，也垄断了上古时代所积累的知识，所以他们成为最受尊敬的先知、智者、圣人。世界上很多民族，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祭司垄断知识文字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欧洲到中世纪又退回到类似祭司垄断知识境地，唯一知识分子就是教士阶级。因为上古时掌握文字和知识的是祭司，而“小人儒”也是属于祭司一类的神职人员，但属于地位最低下祭司。祭司们招收门徒，一代代传习文字和知识。“小人儒”虽然是祭司之中最低贱行业，但掌握文字和相关的知识。我们进行大胆的推测：孔子可能在年少时就进入“小人儒”的行列，开始了类似学徒似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孔子在“小人儒”这个低贱的职业中，学习到文字和相关的知识。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孔子承认自己只精通祭祀事务，没有学过军事。学习“俎豆之事”只可能在“小人儒”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论语?为政》

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并不意味着孔子十五岁才开始学习，孔子有可能因爱好和贫困等原因，在十岁左右就进入“小人儒”学习“俎豆之事”，边学边干，逐渐掌握祭祀内容和礼仪，祭祀的程序和祭文等都必须掌握文字和相关的知识，孔子也就在学徒过程中掌握了文字和相关知识，成为一个识文断字的“小人儒”。孔子先知先觉，在十五岁时就确立了自己学习的志向，也就说从这时起，孔子开始了艰难的自学经历。不仅学习和掌握“小人儒”相关知识和技能，而且广泛学习古代的典藉，特别是《周礼》之类的经典。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突破“小人儒”的局限，努力使自己成为周礼方面的专家，成为了一个“君子儒”。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三十岁时成为鲁国公认的周礼方面专家，所以才说“三十而立。”

古代的礼乐制度，礼和乐是不可分的，祭祀时也必须有乐伴奏。所以“小人儒”也必须掌握哀乐的演奏，孔子也在学徒过程中掌握了音乐。孔子一生十分喜爱和推崇音乐，这和少年时学习音乐经历密切相关。文革时批林批孔时，说孔子当过丧葬上的“吹鼓手”，这种说法还是有依据的。

假说四：孔子没有“三千弟子”?

孔子兴办私学，也许在当时不过是发生在鲁国很小的事。孔子在杏坛广招学

生，开门办学，孔子似乎也没有到鲁国教育行政机构递交成立私立学校的申请，鲁国行政机构似乎也没有理会孔子“兴办私学”一事。因为“兴办私学”是从未有过的事，所以也是无前例可循。

也许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兴办私学”

打破世袭贵族公学对教育的垄断，中国在春秋时就出现了平民教育，使平民有机会受到教育，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平民教育的国家。

孔子亲自教的学生称为“弟子”，再传的学生称“门生”，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七十二贤人”是可信的，因为有名有姓，有案可稽。但“三千弟子”之说却是不确切的。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是夸张之词，孔子的“三千弟子”也是属于这种夸张之词，言其学生之多，并不是确切数。以现代小学为例，一位班主任，教一个班的语文和数学，约五十人；小学六年一届，他一生最多能教六届，他一生只能教300个学生，这还不算上音体美等科教师。孔子若以六年一届来进行教育，每一届就有500学生，没有现代化教学设施，如能容500人阶梯教室以及扩音设备，孔子的教学当时无法想象的，也无法完成。再则，三千弟子中，只有七十二贤人，优秀率只有2.4% ，也未免太低了，和伟大的教育家声望不符。我认为孔子的弟子最多只有三百人，也有人说，应当是“三千门生”。那就更错了，孔子的门生无穷，这个问题将在下面假说中解释。

假说五：孔子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根?

孔子兴办“私学”，教科书就成教学最大问题，教材没有现成的，只有自己编写教材。孔子就用上古的经典作为教材，这是一个绝好的办法，采用夏、商、周的经典作为教材就可以保证中华文明世代传承，当时只有两部现成的经典，就是《周易》和《周礼》，孔子教学生《周礼》是有明确的记载，《周易》可能最后才作教材。《周易》历来被视为 “卜筮”一类的书，(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把《周易》当卜筮之类书，没有列入焚书之列。)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何况孔子早年也没读过《周易》，自然也不可能教学生《周易》。孔子是晚年才读《周易》，非常难懂，居然“韦编三绝”才弄明白了。孔子写了著名的“易传”，才列入儒家的经典。

春秋时期，夏、商、周的三代相当多的政治文献流传下来，但多数都是遗篇散简，孔子经过认真考订，整理，编成《尚书》，一书。当时还流传商、西周的各国民歌上千首，孔子认真考订、删选，最后选定三百余首，编成《诗经》一书。孔子还编写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还有《乐经》一书，共称为“六经”。因《乐经》失传，后世改称为“五经”。孔子编写这些上古经典就是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孔子的学生们，又把这些上古的经典当成教材再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这样薪火相传，一代传一代，由于儒家的私塾在历史上不曾中断过，虽然遭到多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分布太广，无论如何都能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一旦环境有利，这些经典又能迅速地传播开来，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也就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未曾中断文明的国家，这一切都归功于孔子和他的弟子和门生的不懈努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留和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根，因为没有比“六经”更早的著作了。上古时代的经典，实际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尚书》是中国上古的政治文件，《周礼》是中国上古的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诗》是中国上古的文学源头、《春秋》是鲁国历史书，这些经典涉及到古代政治、制度、文学、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知识，如果丧失了上古的经典，中华文明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春秋时代还处于竹简漆书的时代，《诗》、《书》、《礼》、《乐》、《乐》、《春秋》六经的竹简一辆车可能装不下，若每个学生人手一套，几乎不可想象，绝大多数学生是无法承担购置教材的巨资。孔子教授学生一种世界上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教材全部背下来。背诵解决了教材的难题。而且为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条件下解决教材问题，找到了普及教育的途径。但也遇上灭顶之灾：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的竹简能有几何?经得起如此浩劫。更严重的是“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也就意味着儒家世代相传承的私塾属于严禁之列，偶语《诗》、《书》都杀头，那么专门讲授《诗》、《书》的私塾就罪该万死了，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杀了多少人，但儒生因教和读《诗》、《书》而被杀头的人一定不少，可能数倍于坑儒时六百多个术士。自然没有人敢冒杀头危险来教《诗》、《书》，自然更没有人敢来读《诗》、《书》。，中华文化面临毁灭。

西汉初年，先秦经典已荡然无存，更不幸的汉高祖、汉惠帝、吕后都讨厌儒生，幸好汉文帝即位时，还有背得先秦经典几个老人尚在，政府组织人力才得以抢救下来。古人把聪明好学的学生称为“读书种子”，这是极其形象的比喻，只要种子尚存，在有利的环境中，又能呈现几何级数繁衍，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中断。这种传递文化的模式比刻在金石更加牢固，而且永远能传递下去。

背诵经典，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先秦的经典是靠中国人的脑细胞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也是靠脑细胞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

假说六：孔子兴办私学，造就一个文化大国?

孔子的办学模式逐渐发展就形成中国古代的教育模式——“私塾”，私塾不需要国家一文教育经费，就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不必建立校舍，秀才的家里或家族的祠堂都可以作为教学场所，而教育费用也是社会集资办学，惟一的开支是作为教师的秀才的“束修”(报酬)，或各家分摊，或由家族中几家富有的家庭承担，而家族中较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费入学。而且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要去读书，若出现失学儿童，对其父兄还要追究责任。这种机动灵活和经济实惠的办学模式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创造了条件。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私塾成为解决贫困地区教育的途径，为中国古代普及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赞》：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前面多是对孔子的评价和赞美之辞，只有最后两句是总结孔子一生的功绩。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其中后一句中所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并不准确，应当是“六经”，因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只是属于技艺之类的小学，各国文化之中都有，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国古代文化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是外国文化中所没有，是中国最原生态的上古文化典藉，这才是大学。才是中华文化的根。前面已经讲述。

孔子所确立的“私学”教育模式，在后世的“私塾”中基本上得以完整地

保存下，可以说中国的文明的就是依靠孔子的私学以及后世的私塾传承下来。

前面否定“孔子三千弟子”之说，并不是否定孔子的教育成就，问题不是孔子亲自教过多少学生，关键是孔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私学制度，这才是孔子的最大成就，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成为儒家最核心的内容。

前面说过孔子最多有三百弟子，而孔子的再传弟子称为孔子门生，从孔子去世到司马迁写《史记》，三百多年过去了，以三十年为一代，正如司马迁所说“传十余世，”如果我们进行一次推算，假设孔子的弟子十人中有一人开办私塾，一生教过三、四十个学生，孔子的弟子平均每人教三、四个学生，传“十余世”就应当有多少门生呢?

第一代的门生一千多人。第二代的门生三千多人。

第三代的门生一万多人。第四代的门生三万多人。

第五代的门生十万多人。第六代的门生三十万多人

第七代的门生一百万多人，第八代的门生三百万多人

第九代的门生一千万多人。第十代的门生三千万多人

孔子的“门生”理论上以成几何级数递增，可以很快就遍及全国。汉武帝时中国人口也就是三千多万。实际上人口数应当大于门生数，但说明孔子门生应当相当多，而识字断文的人也应更多。请看《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曰“陈胜王”，置入所罾

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为怪之矣。

司马迁在写这个故事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这900戍卒都是文盲，这个故事便不成立。但自司马迁以后二千年，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古代文盲不多，不足以计。正所谓：“忘足，履之适足也。”我之所以提出质疑，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文盲众多的时代。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首领没有一个是文盲。张角、黄巢、宋江、方腊、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都断文识字，有的还是秀才。清朝末云南民间流传：“剑川木匠会作诗”，说剑川的木匠不仅手艺好，甚至会作诗；清末湘潭也有个“芝木匠”，也能作诗绘画，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大画家齐白石。

中国自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一千多年所考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考儒家经典，也就是私塾所教的教材，这就为贫困地区的学子带来公平竞争机会，所以中国古代贫困学子考上举人、进士的不胜枚举，白衣卿相也比比皆是。

余秋雨有一篇文章《十万进士》，内容我们不去讨论，只说“十万”这个数字，在科举制实行的1290多年中共产生“十万”进士。”唐朝的进士录取率为：

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通典?选举三》

明朝有录取人数的明确记载：

会试太祖洪武三年定额百名，英宗正统五年奏准额百五十人，宪宗成化以后进士以三百为率。——《续通志?选举略二》

明清时考棚已经以千字文来编号，天字号若干号，地字号若干号，一直到也字若干号共有千棚，考生应有上万人，录取率也是百分之一二，最多达百分之三。

假如作为以科举制的录取率进行统计：

十万进士应当有一千万举人(进士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一计)。

一千万举人应当有一亿的秀才(举人的录取率以十分之一计)。

一亿秀才应当有五亿童生(秀才的录取率以五分之一计)。

科举制实行近129300年，以30 年一代计算。共43代。若进行平均统计，每一代平均有：进士2325，举人23.25万，秀才232. 5万，童生1162.5万。如果把能识文断字的人统计，可能就有二千万。

我们得出结论说是古代中国的识字率应当是相当高，而文盲率应当是相当低的，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大国。

假说七：孔子造就了文治的中国?

孔子兴办“私学”，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就是提倡平民教育。孔子的私学所培养的学生，教学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政治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读书就是要做官，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做出一番大事业。。学习的另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教化民众。儒家提出“仕而优则学”，运用手中权力来提倡和普及教育。读书在中国成为一种风尚和情结。

夏、商、西周时代，实行贵族世袭制度下，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平民世世代代只能作为平民，并且世世代代受贵族的役和压迫。在春秋时期，世袭的贵族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因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诸侯们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来辅佐自己的统治，担任政府各级官员，这样就为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也就产生了“士”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是具有各种各样才能的知识分子，不仅诸侯重用“士”，甚至士大夫也养士，储备人才。在整个社会重视士的条件下，孔子的私学也就运而生，因为平民只有通过读书，使自己提升为“士”，才可能周游列国，谋求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建立功勋后，可以受封爵位，进入贵族的行列。中国平民早在春秋时就意识到可以通过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知识改变人生”的观念早已在深入人心，已经形成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结，直到今天这种情结依然浓厚。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论语?先进》

贵族子弟是先做官，再学习典间制度和礼仪，学习的地方自然是公学，而孔子的平民学生是先学习典章制度和礼仪，再谋求为官，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先进”，学习的地方是私学。贵族子弟为官是依靠世袭贵族制度，这就是基于出身的不平等。而孔子的私学的办学目标，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基于出身的不平等，让平民子弟先掌握为官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才有竞争为官的资本，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 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中国，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深入人心，经过一千年的斗争，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开始实行科举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打破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士族世袭高官的门阀制度寿终正寝，庶族可以凭自己的才学可以出相入将。实现平民参政。虽然贵族世袭制度虽然没有彻底终结，但局限于皇族的世袭罔替了。

中国自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一千多年所考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考儒家经典，也就是私塾所教的教材，这就为贫困地区的学子带来公平竞争机会，所以中国古代贫困学子考上举人、进士的不胜枚举，白衣卿相也比比皆是。实现了孔子理想中的平民参政。这是中国向民主走出的重大一步。

由于上述种原因，读书在中国成为一种风尚和情绪，甚至出现“读书至上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

而读书是如此经济，简便，所以读书的人相当多，除了考上秀才、举人、进士外，许多人虽然没有功名，能断文识字，粗能文墨，古代常用对联有“喜家有耕读之人。”

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社会的经济地位，在科举制中取得功名，考取秀才，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见县令也不必跪拜。甚至免徭役。考取举人，不仅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得到相当的改善，考取进士，称为跃龙门，进入了富贵的门坎。所以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

读书既可以作为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而且成为人生的一种享受和乐趣。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中国古代读书人在休闲时，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乐，把艺术创作作为娱乐，而这种艺术活动和读书十分密切。

读书还促进科学的发明，中国古人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也和中国人重视和提倡教育和文化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传统氛围下，竹简漆书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文化需求，需要是发明之母，需要有助于文化教育传播的新技术出现，所以才有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样的文化传统氛围是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前提。古代欧洲用羊皮书写。其价格应当贵于竹简，但西方并无崇尚文化的传统，没有一种强烈需求感，自然也就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发明。

假说八：中国大量文盲出现在民国?

我大胆地推断中国古代男姓的文盲是较少的，中国大量的文盲是民国的产物。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读书做官的仕途不复存在，读书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士也丧失作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全国众多书院被废弃，而取代书院地位是各地兴办的讲武堂之类的军事院校，在北洋军阀当政和军阀混战的环境下，从军成为个人前途的首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废除私塾，改办新式中小学堂，在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环境下，教育经费难以保证和维系，各地只能建立几所示范性中小校，无法建立普及全国教育体系，义务教育还没提到议事日程；何况贫困家庭的子弟因学费而失学，因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文盲。

假说九：孔子民本思想，冲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中国人因世代生活在文治的环境，就习以为常，甚至是“久入兰室不闻其香”。如果把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对比，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孔子及其贡献。

欧洲在上古实行的是典型的奴隶制度，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奴隶世世代代为奴隶，平民也是世世代代为平民。只有战争能改变，被征服的民族或部落，无论奴隶主贵族还是奴隶平民全部成为征服者的奴隶。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原来是色雷斯的奴隶主贵族，当色雷斯被罗马征服，斯巴达克斯沦为角斗士。上古时代欧洲的所有的贵族绝对相信武力，因为只有武力才能征服其它民族和部落，而不被别人所征服。而自己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依靠武力夺取来的，而且还要依靠武力来维护，稍有不慎，自己将丧失自己的一切，甚至可能从奴隶主贵族沦为奴隶。当然也有崇尚知识文化的国家，像雅典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文化，遗憾的是雅典太小，仅仅是一个城邦，影响力太小，不仅不能影响欧洲，也不能影响巴尔干半岛，甚至不能影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邻居，斯巴达人是崇尚武力的最典型代表，如此邻近城邦观念差异如此之大，但最后还是斯巴达人征服了雅典人，尚武的城邦征服了尚文城邦。其后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凭借武力征服众多国家，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当然说亚力山大只是一个武夫也不确切，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的军队也有不少学者，随军而行，为亚里士多德收集许多标本。但这些学者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不能为亚力山大出谋划策，更不能定国安邦。所以到亚力山大一去世，他庞大的帝国也就瓦解了。后来出现强大的罗马帝国，虽然创造了罗马文明，但武力仍是立国之本。

中国和欧洲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虽然相距遥远，但毕竟在一块大陆，因

而在中世纪前，发展的步伐有着惊人相似，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等学派进行百家争鸣时，雅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在著书立说。中国的建立庞大的西汉帝国，而欧洲也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这些事情使得中国安定，而它的地势又适宜于统一；但是也许奢侈削弱了它的元气，汉朝衰颓了，最后在2世纪末时，大瘟疫的世界性灾害打击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使罗马帝国开始了一百年混乱的同样的瘟疫，汉朝像一棵朽树在狂风中倒下了。此后中国和罗马都分裂为互相攻伐的许多小国，蛮族统治者也同样崛起，这种趋势在东西两方的表现是相同的。——韦尔斯《世界史纲》

当众多的野蛮游牧民族潮水般的冲进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就象一群野牛冲进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庞大的帝国以及灿烂的文明都荡然无存了。当这此野蛮的部落胡乱居住下来，成立了众多的小国，这些小国间又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和欧洲的小国林立，可以说是十分相似。

从220年到589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的“太学”等学校已经荡然无存，但民间的私学还在以它顽强生命力在历史的巨变中生存和发展，继续传授着儒家的经典，继续传承着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羌、狄等游牧民族也就逐渐接受华夏文化，逐渐融合成汉族。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正验应了孔子所说的“夷狄而华夏之，则华夏之。”

589年隋朝的统一中国，中国进入最辉煌的隋唐时期，政治强大、经济发达、科技发达，文化繁荣。出现了大唐盛世。宋代的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从478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经历了一千余年“中世纪”，从公元4、5世纪到15 世纪，欧洲处于是黑暗最野蛮时期，战争、饥荒、瘟役横行，人们连最基本的卫生常识都没有。人们把粪便倒在街上，街道上污水横流，嗅不可闻，神权统治着一切，把希腊和罗马文化视为异端，斩习杀绝，设立异端裁判所，实行极端的宗教专制主义。唯一的知识阶层是教士，唯一的学校是神学院。绝大多数贵族都是文盲，更不要说平民受教育。文字都是书写在羊皮上，所有书籍都是羊皮书。而教士的学习目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观念只有上帝的存在，耶稣的牺牲。一切都是为了赎罪，人们从精神到肉体都受着巨大的痛苦，生存的目的，是为了赎罪，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希腊和罗马高度的文明仿佛是遥远的神话。

欧洲小国林立，部族之间的战争，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远征，百年战争，玫瑰战争等不绝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矛盾也是你死我活。到15世纪，欧洲依然是如此。请看丹纳《艺术哲学》的描述：

“那个时期，英格兰才结束了百年征战.就又开始了令人发指的玫瑰战争。两军之间互相残杀还不算.仗打完了，还把毒手伸向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了1550年.这个国家就只剩莽汉、猎户.大兵和庄稼人了。一座偌大的城镇所能见到的烟囱屈指可数。乡绅住的寓所是茅草盖.用粗糙的黏土堆砌成的.没有像样的窗户.只靠窗格子透进些光亮。中产阶层睡在草垫子上.枕着圆乎乎的木头块.而像样的枕头似乎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使用.餐具也不是锡制的.而是木头做的。

再看看德国.那里正在爆发胡斯党派血腥的倒戈之战。日耳曼国王的皇权尊严扫地，贵族阶层是一群无知而骄蛮的家伙.甚至都到了马克西米连时代.很多情形下.拳头还是很管用的。也就是说.一切唯有靠武力解决.方能为个人讨回公道。从路德所写的《桌边杂谈》，还有汉斯-冯·施韦尼根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成风、野蛮无礼到了何种地步。

至于法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时期：国土惨遭英国人的侵占和

蹂躏。查理七世当政的时候.豺狼一直深入到了巴黎的城郊附近。好不容易等到英国人被驱逐出境了.又有无法无天的军曹鱼肉乡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在这些形同强盗、杀人犯的贵族化恶人当中，有一位便是吉勒斯·德‘雷茨.“蓝胡子”传说正是源自此人的兽行。到了1 5世纪末，这个国家的秀士良才、贵族阶层.只不过是蛮愚的、未得教养的人。威尼斯的使节们说.法国贵族们的双腿形似弯弓.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多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拉伯雷斯的作品告诉我们，中古时代的野蛮兽性在16世纪中叶依然成风。巴

尔达瑟利·卡斯蒂廖纳伯爵在讲到1525年前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法国人认为武艺乃是万般中的上品，对于其他的就一概不顾了。他们不仅轻视学问.而且视斯文为下贱。所以.对任何一个法国人称呼文人、学士，都被当作是最大的侮辱。”

总之，欧洲各地还处于封建制度之下，人像野蛮的兽类一样只顾着吃喝、锻

炼体能。”

欧洲的近代崛起的源头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新航线的开辟，恰恰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促进了欧洲的近代文明。成吉思汗的扩张战争，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才开始了欧洲近代的文明。马克思曾说：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欧洲周边的思想文化有：印度文化(印度教为中心)；阿拉伯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非洲黑人文化；美洲印第安文化；中华文化(儒家思想为中心)。其中只有孔子的民本思想能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思想武器。

在明朝，欧洲的传教士们开始把孔子和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欧洲，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 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

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之口的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称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在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西方的启蒙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民本思想。中国的儒家思想在17世纪通过传教士开始输入欧洲，特别在18世纪在欧洲极为盛行，儒学又成为攻击贵族世袭制度的武器。著名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家都极力赞美孔子和儒家思想。把中国的文治政治当作理想楷模，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就是来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即称：

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伏尔泰说极力推崇孔子，说：

“中国是举世最优等、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良好的国家：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如中国一样，充分证明其立国之悠久；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孔子学说，是极纯粹的道德，不谈奇迹，下涉玄虚，人类的智慧，不能再想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组织：而且在中国，已是广大繁庶，有完备而明智的制度，以治理国家时，我们法国，还是森林中流浪的野人。”

当代的中国人不大认同伏尔泰的评价，认为伏尔泰没有亲自来到过中国，把中国理想化了。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实行的仍然是三个等级制度，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市民等。《基督山恩仇记》中基督山伯爵贵族爵位是买来的，否则就进不了上层社会。1789年前中国正处于乾隆盛世，当时伏尔泰想象中的中国，犹如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人想象之美国。难免有美化成分，但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是客观存在的。

法国大文豪白吕尼慈尔曾说：

“法国革命的原理，是由崇拜中国孔孟学说的哲人所发动的。”，

布伦退尔说：

“法国革命之主义，由先哲定下基础，他们都是赞美和崇拜中国学者——孔子思想，使法国人起来革命。”

美国前副总统华莱说：

“中国哲学与国民心理，趋向民治，对西洋政治哲学，实有重大之影响。美国建国之始.若干贤者领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欧洲，间接导因于中国，此种文化姻缘，美国人士现多茫然无知；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动力。”

日本伊藤末雄说：

“法兰西启蒙思潮，自明治之业后传至日本，而法兰西思潮，在法国本土，曾濡受中国儒学思想的润泽，所以它传来日本之日，向来受儒家教养的维新人士，才能开怀容受，而创造了明治维新的盛业。”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虽然是溢美之词，对于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来说，孔子的思想有如一缕阳光。冲破了一千年来的黑暗。对于中国，没有孔子，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更多的时间。

长期以来，在不少学者在做东西方文化对比，不知什么原因，总是把中国的古代和西方的现代作对比，总把中国描写为，男人拖着长辨，女人裹着小脚，是随地吐痰，不讲文明的落后土蕃。而且这些学者在崇洋媚外的心理下，大肆宣扬西方的文化，极力抵毁中华的文明。对于欧洲人自己都认为“黑暗的中世纪”，但在中国学者都极力回避谈中世纪，纵虽涉及，也语焉不详。或轻描淡写。如果进行东西方文化全面对比，结论应当是：

上古时代，中国和欧洲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中世纪，欧洲文明倒退到野蛮落后的境地，中国的文明继续发扬光大，创立了唐宋的高度发达经济和文化。在科学技术诸多领域领先于欧洲一千多年。

近代史，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科学诸多方面固不自封，发展缓慢，特别是1840年到1945年，中国经历百年屈辱史。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矛头直指教会和等级制度，但革命胜利后，仍然信仰基督教。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孔家店”却先被折掉了。

小结

后世尊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创了平民教育，使中国平民从自春秋起就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历代儒家就是把孔子的这种平民教育世世代代沿袭下去，薪火相传。形成了一个文化大国。形成中国独有文化情结——读书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内容。读书人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人。读书人做官成为中国人的政治理念。科举制也就水到渠成，平民参政也就顺理成章。使中国文化教育走在世界的前列。唐宋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科技处于世界的绝对领先地位。

孔子的民本思想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真正的启蒙作用，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孔子生前寂寞，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粗，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

历代帝王不断的追封，最后孔子的头衔确定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含义基本符合孔子作出的杰出贡献，孔子的确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集大成者，是最崇高的圣人，孔子造就了一个文化大国，造就了一个文治的中国。堪称为“文”；孔子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传播者，堪称为“宣”。只有“王”不符合孔子的身份，司马迁定格“孔子布衣”，是对孔子最高的评价，孔子一生为“野人”呐喊，一生为“布衣”奔走，奋斗的目标就是“平民教育”，“平民参政”。孔子本是平民，而且永远是平民的孔子!

(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