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鲁迅的。在此之前，她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乱终弃的情骗，并且已经和萧军铺展出了一场看似命定、但却充满伤害与痛苦的爱恋。更令人忧伤的是，在情感上，萧军似乎始终不能给予她以满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和傲慢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推挤出了萧红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萧”从青岛出发，来到上海。在风云动荡的上海滩，他们面临着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酷考验。“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这个萧军笔下的“精神上所信赖的人”，就是鲁迅。在最初沪上生活中，鲁迅的精神抚慰，无疑是支撑“二萧”坚持走下去的最大动力，而这种抚慰，对于自怜自卑又自尊的萧红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效力，萧红曾写道：“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抵达上海不到一个月，鲁迅便召见了“二萧”，之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拢。这时的鲁迅，就好像是一座光明的岛，给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这种似阳光普照般的慈爱，当然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萧红从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车，首次登门造访了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深聊入夜，电车都没有了还未离开，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且嘱咐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则仿佛是她每日都要向父亲所做的请安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的生活是沉郁的，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在这个时期，鲁迅虽然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但在精神上，他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已经不是他身边的许广平所能抚平，鲁迅的情感深潭，日渐闭合。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红亮的色彩。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而且她仿佛还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一个小女孩的角色，这种角色，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特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最后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在鲁迅的精神圈层中，我们不敢说许广平比萧红的位置更为靠近，以至于有一次，许广平用桃红色的绸条束放在萧红头上取笑的时候，鲁迅当即便生气地喝斥：“不要那样装她……”

萧红对鲁迅的情感是仰望式的，鲁迅之于她，有一种太阳式的吸引力，在鲁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她几乎每天早上，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阳光吸引过去，气喘着爬上楼，见到她，鲁迅说：“来啦!”，她忙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的确，在犹如孤岛的上海，在静谧柔和的鲁迅家里，萧红经历了生命中少见的日丽风和人情温暖的岁月。可没想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竟离开了这世界，而萧红在这时，却远居日本，开始了人生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这个东北女孩的天边，渐渐地，又涌起了层层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