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