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和胡适一道凝望赫贞江

　　张爱玲这一别，是彻底告别了中国文化的土壤，要在异国的大地扎下她精神的根了。

　　如此的风险，她怎么就敢去尝试？她内心究竟有何等深重的创伤，才迫使她如此决绝？

　　难道是她把倔强的母亲当成了榜样？

　　——命运已坏到不能再坏，再来一次破坏性的大挪移，也许就会好起来？

　　那艘传奇式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应该写进中国现代史的。在那激荡变幻的岁月里，它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往了美国；同样，也不知把多少中国名人运回了祖国。

　　船是在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张爱玲身份文件的海关人员，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张爱玲的身高，本是英制的五尺六寸半，结果他写成了六尺六寸半。

　　爱玲感到好笑，这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错”。她想原因是——“我瘦，看着特别高”，而那日本人生得太矮，自卑的情结导致了笔误。

　　如果换算成公制，张爱玲也就是一米六八多一点，而日裔小伙子给她写成了将近一米九九！

　　这真是错得令人恐怖！张爱玲直到晚年还记得这趣事。

　　这支小小的插曲，难道是个兆头吗？——美国看不清楚她，她也看不清楚美国。

　　入境之后，张爱玲在旧金山稍事停留，就乘火车直奔纽约。在那里，有一个人在等着她——是炎樱！

　　炎樱此时已移居美国，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她性格开朗，适应力强，到哪里都不愁有碗饭吃。

　　纽约，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集大成所在，摩天大楼如林而立，摩登气息迫人而来。“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咒语式的诗句，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的悲欢。

　　在纽约，拂面不冷是香风。

　　但张爱玲似乎对这香风无动于衷，她欢喜的，就是能见到炎樱了。一开始，爱玲就住在炎樱的家里，她们还是手挽手地去逛街、吃东西，一如当年在香港、在上海。

　　她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胡适。

　　1949年4月，胡适脱离政坛，从上海也是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寞落的闲居生涯，闭门谢客，一心考证《水经注》。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来到纽约。

　　50年代初的那些时日，台湾海峡两岸都容不得他。他所主张的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在台湾不受蒋氏父子的待见；在大陆，他的思想体系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

　　这位早年的“五四”新文化领军人物、抗战时期的驻美大使，现在只能蛰居在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小公寓中。

　　胡适晚年没有多少钱，日子过得清苦，以至请不起佣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他常对晚辈友人感叹：“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虽然他荣膺了几十个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的，但在美国谋职也很困难；直到1950年5月，胡适才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一个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

　　张爱玲在给他寄《秧歌》时，曾同时给他写过一封短柬；胡适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长信，对《秧歌》做了细致的品评。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胡适在信中还向她索书，张爱玲就马上寄了《传奇》、《流言》和《赤地之恋》去。

　　当年11月，刚到纽约一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拉着炎樱一块儿去见胡适。

　　纽约东城81街上，有一排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的公寓房子。胡适的居所就在这里——104号。

　　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在太阳底下晒着，爱玲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人还在香港。

　　上了楼，她看着室内陈设也眼熟得很，就是那种中国味道十足的堂屋，一律的漆木红亮桌椅、古香古色的纹图花瓶……枝枝节节的，全都能引起故国之思。

　　胡适先生穿着长袍。他的太太江冬秀在一旁，说话还带着点安徽口音。爱玲的家里有不少女佣是安徽人，因此她听着更觉亲切。

　　在张爱玲眼中，江冬秀“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爱玲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想起以前读过的有关文章里说，他们夫妇俩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看来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