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十八春》已连载到曼璐设下圈套，让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读者阅之，无不义愤填膺，为曼桢掬一捧同情之泪，但周作人却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他的确是老马识途，居然能看出这一情节大大地不合逻辑。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已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公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十八春》的反响之热烈，远超出了龚之方等人的预想。时有署名“齐甘”的一篇文章就更为耸动，说他邻居有位三十多岁的胖太太，经常向他借报纸看，就为了能读到《十八春》。在看到第163天的报纸时，写到祝鸿才强占了曼桢，那女人竟跑来吼着说：“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亦报》编辑部也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作者千万不要太狠心，一定要让曼桢“坚强地活下去”。害得桑弧不得不再发一篇短文，请读者放心，说作者定会给曼桢一个好结局的。

　　小说单行本出版后，报社为了造势，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请张爱玲在会上做了发言。

　　从这个势头看，几乎重现了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张爱玲，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她经过数年的潜心揣摩，从小说的主题到文风，都完成了转型。同时，千夫所指的尴尬场面也已远去，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瞄准大众写作，报纸上可以登，书也可以出，读者欢迎自不必说，文艺界的强势人物也会给予支持。

　　比起3年前来，状态要好得多了。

　　看来，在新的时代里，她也完全有可能再飞扬一回！

　　为报答朋友们对她的支持，1950年7月25日《亦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张爱玲特地写了一篇《亦报的好文章》，称该报是自己“一个极熟的朋友”，“有许多文章是我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

　　《十八春》连载还未结束，唐大郎就心痒难忍，想要乘胜追击，急着向她索要下一部连载稿。

　　张爱玲一时没有答应。因为她很不适应这种边写边登的“急就章”方式，写到后面如果发现前面有疏漏的话也无法更改。于是她提出，下一篇要写完了再发。

　　大作家是有资格提条件的，唐大郎也只好同意。到1951年10月初，张爱玲用了近半年时间，拿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这部中篇小说《小艾》，讲的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也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在民国时期，曾有人问张爱玲是否能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不大熟悉：“要么只有阿妈她们指佣人。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很有一点不屑。

　　但是现在时势改易，她要认真来对待这个问题了。

　　在对解放区文艺和新时代文化潮流进行过一番研究后，她已经很清楚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

　　她看过《白毛女》，知道无产阶级的故事就是“苦情戏”。这本来是左翼文艺的拿手好戏，茅盾、夏衍、柔石、叶紫在这方面都有传世名作，左翼电影也是以苦情戏而风靡市场的。张爱玲历来对左翼的普罗大众文艺观点颇有微词，现在却阴差阳错，也走上了左翼的路子。

　　《十八春》的成功让她知道了：同情弱者是普遍的人性，苦情戏具有最广大的受众——赚人眼泪的作品没有不走俏的。因此，《小艾》在悲情方面，又狠狠戳了一下人心。

　　小说写的是“旧社会”里一个身份低微的婢女。

　　主人公小艾从小被卖给席家，辛辛苦苦做到十几岁，不幸被席家老爷强奸，怀了孕，后来又遭席家姨太太毒打而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金槐结了婚，才得以脱离魔窟。小艾与丈夫苦苦挣扎，终于等来了好世道，翻身得解放。她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因身体遭受过摧残，已不能生育了，在幸福中又不免有挥之不去的伤感。

　　这部小说，比《十八春》更为彻底，不仅有左翼文艺的色彩，而且与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相似。

　　张爱玲自己虽无底层生活经验，但对仆佣和排字工人的生活倒也不陌生，努力去写，还是写得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她原来的创作大纲，规模相当恢宏，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解放前夕，要搞一个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史诗出来。

　　可是，一路写下来，难度超过了她的想象，结果很多地方只好偷懒，变得异乎寻常地简略。越到后面，越是草草。异常宏大的背景下，却是一个过于枯瘦的故事。

　　她实在是勉为其难。

　　张爱玲是个真正的作家，知道硬写是不成的，最后只好放弃，勉强完成一个文本了事。

　　而且，她原来的构思中，有的情节与写成后的故事也很不相同。原构思中的小艾，是有心要脱离底层身份的，曾主动去挑逗席家大太太的儿子。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门心思地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在最后成形的故事里，这些真实的人之欲望，全都被抹掉了，变成了“现在大家都好了”的大团圆结局。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可是，她内心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于是，她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

　　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并果断地付诸实施。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再度走红的帷幕已经拉开，是什么原因要匆匆收场？除了“探索”的艰难之外，还有什么外因？

　　以往的张学研究者，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们要回过头去再研究一下她在这一时期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