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这段话，还另有文化传承上的一层意思，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大腕不走，新手难出”——张爱玲恰在这个空档冒了出来。

　　发现文坛出了个新手，率先主动向她约稿的，是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

　　这个刊物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是德国人，阅历复杂。他曾获柏林大学的博士文凭，在莫斯科做过记者，又在美国做过大学教授，太平洋战争前夕来到上海，1941年创办了这个刊物。那时战火遍及欧洲，欧洲书刊已很难再运到上海，他的意思，是要给战时滞留在上海的欧美人一个“精神家园”。

　　机会是不期而遇的。

　　张爱玲就此出手了！

　　1943年1月，她在《二十世纪》首发一篇长文，多达8页，还附有她手绘的12幅女子发式、服饰插图，文章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直译为《中国的生活与服饰》。当年底，她又将此文改写成中文，发表在《古今》半月刊，即著名的散文《更衣记》。

　　这篇英文文章，文字流畅，略带维多利亚末期文风；插图线条简洁，勾勒传神。文章不单是谈了中国人的服饰沿革，还发掘了服饰所包含的文化心理，说中国服饰在细节上的繁复与变化，是“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而这，“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她的长文，出手不凡，主编梅涅特惊为天人，特在“编者例言”中隆重推荐，声言“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他不吝赞美之词，夸张爱玲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别人的“天才”赞词，与她自己的“天才”自许，在这里暗合了！这给了她极大鼓舞。

　　此后，她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内共在该刊上发表9篇文章，其中6篇是影评。

　　《二十世纪》的封面上，曾经登过一些撰稿人照片。张爱玲也有一张，长发及肩，描了眉、涂了口红，模样相当之时尚，应是她照得最漂亮的一张。

　　还有，她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即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中国人的宗教》这两篇，也极受读者欢迎。

　　这几篇文章，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点，就是“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中国的一切”，找出那锣鼓喧天背后“凄寂的况味”。

　　一般为她作传的人，都不大深谈这几篇文章。实际上，她此后文学创作的要窍和视角，在此都已基本成型——有如旁观似地冷眼审视，细细密密地摹写，其骨子里是在描画凄凉。

　　在《二十世纪》上一炮打响的时候，她还在圣约翰边读书边写作，名气在校内和文化圈内已经很大。那时英文系有个女生刘金川，也是课余撰稿人，经同学介绍，曾见过她。

　　她们俩见面是在女生休息室，介绍人因为有课先走了，仅余两人面面相对。可是，刘同学立刻就面临了尴尬：“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眼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出休息室。”刘金川《我所知道的张爱玲》。

　　傲慢乎？羞怯乎？还是兼而有之？

　　在刘金川的记忆里，张爱玲的形象，是“戴很厚的眼镜片”、“长脸”、“身材高大”、“动作斯文”，再有就是“笑眯眯地不发一言”。这是张爱玲成年后一贯的形象和风格。

　　她写文章，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如果再继续上学，就感到很累。考虑到几方面因素，不久她便辍学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

　　从这时候起，写文章就成了她的职业。后来她在《童言无忌》里说：“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当然，她不可能就此固守在这里。她的心中，也有一种“穷年忧黎元”之思。张爱玲对于人间世，有比谈论文化更深邃的认识。

　　后来在《烬余录》里的一句话，可以体现她对世事多艰的认识：“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那光明的一刹那，她要写。

　　那黑暗又拥上来的无语之痛，她也要写。

　　这都不是散文所能表达的。

　　张爱玲自言“生来就是写小说的”——她的降生于世，怕只是为此！

　　这样很好。就在爱丁顿公寓里写作。

　　不写的时候，她就读母亲留在姑姑这里的西洋小说。欧洲作家里，她特别钟情毛姆。毛姆的叙事是平和、细腻的，很会讲故事。张爱玲喜欢这个，因为这和她的审美兴趣相契合。

　　她不喜欢情节上的大喜大悲，只愿意看不动声色的刻划。

　　当然，与姑姑同住，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

　　姑姑在爱玲心目中，一直就处于“代母”的位置。

　　这一年姑姑年已四十，但因没有家庭拖累，看起来还相当年轻。也许是当年越洋轮船上的惊鸿一瞥，给了她足够的心理力量，她完全没有嫁个人过日子的念头，倒是对这种自足的单身生活习以为常。

　　姑姑后来在德国人办的广播电台找了个事，做国语新闻播音员。每天晚上都要拿着一盏小油灯，徒步走过灯火管制的街道去上班。

　　那油灯的灯罩，是紫红色玻璃的，上面有累累的颗粒防滑。可是上海沦陷后马路失修，到处坑坑洼洼的，姑姑有一晚看不清踩进了水坑，还是把灯给摔碎了。

　　摸黑回来后，她摇摇头，只叹了一声：“嗐！”

　　每晚上班，姑姑都在旗袍上罩一件藏青哔叽大棉袍，这就是她的夜行衣。

　　姑姑常年独居，整个生活已成一个精致的体系，有时可能不大近人情。不过爱玲很知趣，完全可以做到相安无事。

　　有次爱玲不小心打碎了桌面的一块玻璃，尽管恰逢“钱紧”，但还是急急地找了木匠来，花了600元照原样赔偿。

　　还有一次急着去阳台收衣裳，推玻璃门没有推开，用膝盖顶了一下，不慎将玻璃顶碎，腿上擦破了皮。涂了红药水后，样子反而更可怕，“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