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读”。

　　谈到后来，她还是兜出了问题的实质——缺钱！

　　张爱玲想自己去赚钱。

　　弟弟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要求文化程度，还要会表达，“这事我做不来”。性格内向的她，惧于和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

　　那么去报馆做编辑如何？

　　爱玲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这话又缘何而来？

　　原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

　　她已经在试探能否卖文为生了，选择的这个突破口，是厚积薄发。

　　在学生时代，张爱玲最大的爱好，还不是读小说，而是看电影——上海的电影市场，彼时乃东方之最，连日本的时髦阔人，都要坐飞机周末来上海看好莱坞新片。她在家订阅的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

　　这样看来，张爱玲这个人，也是时代的产物。嘉宝、克劳馥、盖博、邓波儿、费雯?丽的片子，她每部必看。中国演员中，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蓝马、赵丹，凡他们主演的，也是一部不漏。

　　她受父亲影响，对传统戏剧的兴趣也始终很大，京剧、评剧、绍兴戏，无一不好。在后来，她还看过越剧《借红灯》，对剧名把玩了几日，意犹未尽，索性借来作为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取名《借银灯》。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外国电影片来源不畅，国产片胶片不足，电影随之衰落，话剧趁势崛起。张爱玲先后看过《雷雨》、《日出》、《大马戏团》、《秋海棠》和《浮生六记》，感觉都非常好。这是当时上海市民在日伪治下最大的文艺乐趣，张爱玲也并未在潮流之外。

　　在英文报上发表了一些剧评后，就有英文杂志来向她约稿了。

　　以英文写作、以影剧评论作为突破——张爱玲的卖文之路，就这样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她选择卖文为生这条路，是对的。以她的内向羞怯性格，做职员、做教师，恐怕都应付不来。

　　直到晚年，她也无法适应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而在传媒发达条件下的写作，恰恰无须与人周旋，一个人可以清静。

　　现在，她出手的这个时机，也很凑巧。

　　到1942年，上海沦陷已近5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