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

　　1936年秋，在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情况有了变化。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来当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并兼任张爱玲这一班的国文课。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之意。一直到1956年，中国内地的课本还曾保留着这个叫法。我觉得这个名称，准确而亲切，有尊严感。被废弃多年不用，现在看起来是那样陌生了。

　　汪先生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到校后，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订，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力图扭转校方过去轻视国文的倾向。

　　他上的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为学生出了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女学生们一片哗然。过去老师出的作文章题，不是说立志，就是说知耻，只能照着新八股的路子去作，从没见过这样谈艺术的题目。

　　汪老师解释道：第一个题，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第二个题《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影评。他还鼓励同学们，假如有另外的思想要发表，不妨自由命题，且可以使用任何体裁。

　　等到作文卷交齐，汪老师发现，大家的文章多为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全无思想，无非以虚词连缀了几百字而已。看来，孩子们缺乏最基本的训练。

　　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惟一的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行文很潇洒，词藻也华丽，只是有一些别字。

　　汪先生注意看了一下署名，是——张爱玲。

　　发回作文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唱名，学生们依次上来领回。念到张爱玲的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见从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个高个儿而清瘦的女生，表情板滞，衣着也不入时——那时流行的是窄袖旗袍，可她穿的是宽袖。

　　汪先生对张爱玲的作文大加赞赏，当众朗读了一遍，以为示范。同学们自然是投来欣羡的目光，但张爱玲依然是面无表情。

　　在汪宏声老师的带动下，圣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发起者请张爱玲当编者，爱玲没有同意，只答应为刊物投稿。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张爱玲在同学中并非以文采闻名，而是以“贵人多忘事”而出名。

　　她经常欠交作业卷。老师问起，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一句“我忘啦”，说时，两手还无奈地摊开。

　　老师们对此毫无办法。

　　以至有一次，汪老师向她催交一篇作文，她一张嘴就是：“我——”汪老师便紧接上：“——忘啦！”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

　　隔不多久，她交上了一篇《霸王别姬》（上半篇）。这是一篇随兴而写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拆成了两篇来顶数。

　　她的懒散，也有名。上课时总在末一排，并不听讲，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似是在记笔记，实则在画上课教师的速写像。

　　她不事修饰，总是那么灰朴朴的，卧室也是最乱的一间。

　　那时候，舍监如果发现有人的鞋子不按规定放在鞋柜里，就会把鞋放在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众。女生们如有被抓住的，都深以为耻，而张爱玲的皮鞋“出镜率”最高。可是她并不在意，大不了说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啦！”

　　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除了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圣校的其他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张爱玲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

　　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给《国光》的投稿，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老师一看便知，这是张爱玲的“杰作”，讽刺两位男老师的。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本为不妥，但汪老师想：圣校气氛太过肃穆，有少许调剂也不妨，于是予以放行。

　　讽刺诗登出后，引发了一场风波，险些收不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