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声：“二大爷。”

　　“你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有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值得注意的是，幼年的张爱玲，对事物便有很独特的感知。也许，这就是“天才”的潜质吧。

　　尽管对童年的追忆，都是在她成名以后写出来的，但是所描述的那种印象，却一定是来自幼年的感知。

　　诸如下面的这些对于“器物”、“颜色”和“吃”的印象——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这种观察事物的眼光，相当自我——唯其如此，人在感觉上才会细腻，且视角独特。

　　中国现代以来的作家，大多观察力粗疏，这是比文字功夫低劣还要严重的缺陷。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那些“七宝楼台”式的警句，常为“张迷”们推崇到极点。其实，那不单是文字的天才所致，在观察力上的天赋，才是文字出彩的根本。

　　封闭的童年，是快乐的，惟一的不快，似乎是来自弟弟。弟弟比她小一岁多，生得漂亮而文静，而且很知道自己是最受宠的孩子。

　　张爱玲说，对这个弟弟，“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见《童言无忌》。

　　但是，弟弟又很不争气，多病，因为“忌口”因病有些东西不能吃。又很馋。姐姐能吃的、能做的，他都望尘莫及。姐弟俩常有一些小小的不睦。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煐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这些女佣多来自安徽，带小煐的叫“何干”干，是干妈的意思，安徽方言。，而带弟弟的叫“张干”。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煐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煐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煐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煐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隐约也知道这不是好命运，赶紧把手指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煐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自然，这说法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强，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

　　“住独家村”、“嫁得远远的”——张干想必也不会是认真讲的，不过这些诅咒后来竟一语成谶！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姐弟俩还是有一份情意在。在一起玩的时候，两人幻想自己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小煐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趁着月光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小煐有时也很喜爱弟弟：“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让他编个故事：一个行路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艺。”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风”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张爱玲6年的温暖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